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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
张爱玲与袁殊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张爱玲便有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数量最多的刊物。据沈鹏年先生说：“……袁殊看到《紫罗兰》发表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顿觉眼睛一亮，像在群马中发现了骅骝。他便驱车静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楼上，向这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张爱玲当然不会知道，此人竟是共产党员。张爱玲本来都是自己投稿的，这一次，《杂志》创办人却来上门约稿了。《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以后直至刊物停办，《杂志》上几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倾城之恋》脱稿，袁殊他们连声叫好。吴诚之与鲁风决定把篇名套红印上封面，以示醒目。恽逸群主张和另一篇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论》（案：作者署名刘洪，实际是恽逸群）并列刊出。……刊物还没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国报》、《晚报》和电台上大做广告，使张爱玲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期《杂志》竟万人争阅，立刻抢购一空。张爱玲一成名，《杂志》社立刻为她出版单行本。由于宣传及时，初版四天售罄。在吴诚之与鲁风同志主持下，《杂志》社特地举行了‘《传奇》集评茶会’。鲁风原名刘祖澄，沪江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光通讯社当记者，与袁殊相识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由袁殊发展入党。因此说，张爱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上海沦陷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了一份地主之谊。那次苏州之游，《杂志》还特别做了“春游苏州”的专辑（第十二卷第六期），苏青还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谭惟翰、予且、实斋、谭正璧、班公、钱公侠、吴婴之、关露等多人，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杂志》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许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耻于与其来往的，为此编辑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后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枫为《杂志》来向我征稿，一再声明，这是共产党内地下工作者奉命办的，表面是汉奸刊物，其实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苏青后来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美女不断，每天要换上一个。不过苏青出这书的时候，袁殊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在一起。这是苏青不知道的，所以她会大胆地说这样的真相。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并没有写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给好友宋淇的信中这么说：“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则显系她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
张爱玲与苏青
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苏青是唯一和张爱玲关系密切的。张爱玲在苏青的《天地》发表的篇数在众多杂志中，仅次于《杂志》，位居第二。除了写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张爱玲还帮苏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画插图。而从第十一期开始张爱玲还帮《天地》设计封面。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创刊，张爱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封锁》登场，《封锁》成就了后来的胡张之恋，苏青无意间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但胡兰成认识苏青在先，而且跟苏青的交往很不一般，《今生今世》里就讲过“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张爱玲为什么会觉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实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兰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刊出的《谈谈苏青》一文，对苏青的人与文的深刻了解，实远较张爱玲在这之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发表在《天地》的《我看苏青》来得透彻。张爱玲的文章有许多地方太过客套了，有些故意讨好苏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
黄恽在考察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书，其中第十一章《黄昏的来客》写了原型是胡兰成的“谈维明”，以各种精彩的话语折服了独居的苏青，于是两人竟上了床，一阵激情之后：“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的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黄恽《凶终隙末的苏青与张爱玲》，《万象》第十卷第十二期，二八年十二月。而《小团圆》中说：“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回桩事。‘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他笑了。‘你呢？你有没有？’”似乎亦坐实了胡苏两人的情事。黄恽指出“当苏青了解到张、胡的恋情之后，苏青心里必定会有我不如张之感，那么最好的报复就是：我用过了，很无能，不屑再顾，由你拿去的不过是我的唾余而已。这样才能从心底里吐出一口恶气，正可谓凶终隙末。而在写这段文章时，也就是苏青与张爱玲永远绝交的时候了。”而张爱玲也以《小团圆》来报复三十年前的旧恨，只是当书出版时，苏青早已墓木已拱了（苏青于一九八二年去世）。
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风雨谈》，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风雨谈》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页的三十二开本，更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人。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便是在《风雨谈》连载的。柳雨生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黄恽的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写过稿，《天地》第四期扉页背面就登过五个作家的照片，五颗星式的布局，张爱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纪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谭惟翰。张爱玲并没有为《风雨谈》写过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写了《说张爱玲》一文，其中云：“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其作品所描写的人们之生活，如以香港的华洋杂处的妇女们之私生活为背景的，其锦绣古玩，服装华饰，一只玉镯，一瓶鼻烟，何一非承继盛伯熙或潘伯瀛们的时代之所谓盛世的氛围而来的呢？其言语、举止、笑貌、呜咽，以及其凄丽的没落的环境，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兴悲或哀郁的对象的呢？”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张爱玲早在周瘦鹃及柯灵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了，远在《古今》之前，非在这之后；至于张爱玲上海发表的处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记》。再者周黎庵又记错一事，实际上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在前，《更衣记》发表在后。《更衣记》不是用小字发表的，用小字发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至于这是否因此引发张爱玲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张爱玲掷下二文后，从此没有在《古今》发表文章了。
张爱玲与沈启无、关永吉
《小团圆》说：“他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带他来看九莉。虞克潜学者风度，但是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潜则指沈启无，沈启无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周沈交恶，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启无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之后，胡兰成约他去南京编《苦竹》杂志。《小团圆》说胡兰成：“他也的确是忙累，办报外又创办一个文艺月刊，除了少数转载，一个杂志全是他一个人化名写的”。张爱玲有一段时间也在南京帮胡兰成办《苦竹》杂志（《对照记》有云：“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张爱玲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谈音乐》（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启无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南来随笔》和新诗《十月》（第二期）。其中《南来随笔》中有段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沈启无说：“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又说：“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说他是针对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