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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他任副社长，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沈启无主编，实际上还是关永吉在负责，沈启无只是在每期上发表一些诗歌。他在《文笔》上写的新诗，连同以前的旧作，包括他针对周作人写的《你也须要安静》，共二十七首，由《大楚报》社印成一册《思念集》。乱世中两个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为人处事中远距离难以观察到的层面。胡兰成在回忆录《今生今世》“汉皋解佩”一章中，有对沈启无侧面的记述：“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他会作诗，原与废名、俞平伯及还有一个谁，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学术空气及住家的舒服温暖，在他都成了一种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胡兰成的文字简约，然而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启无在他的情人小护士周训德面前说他的坏话一事，耿耿于怀，他说：“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挟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凝庄，我连不忍看他的脸。两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启无从此惧怕我，出入只与永吉同行，有几次我在汉水渡船上望见他们两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胡兰成的记述是难以全拿来当信史看的，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无行的文人。《小团圆》中“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显然地张爱玲受到胡兰成极大的影响。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日报》有一则小方块，标题是《张爱玲赞美路易士》，云路易士的诗既蒙当红女作家赞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诗的进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难懂上面出颜色，张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赞美，此所以能成就女作家也夫？”
张爱玲与唐大郎、胡梯维、桑弧
小报界的“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唐大郎是唐云旌（一九八~一九八）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唐大郎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该报编电影版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第十六期，二七年九月号。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虚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龚之方说，当时出书必须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山河图书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电话是他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间，曾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去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张爱玲给唐大郎的题字是——“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倒是张爱玲的佚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笔名在《文汇报》发表《浮世新咏·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后》云：“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注曰：“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杂志》的“文化报导”，就说：“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但据方型周刊《海风》说：“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
胡梯维原名治藩（一九二~一九六六），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掌权者，业余却办《司的克报》小报，以“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之名在《金钢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写短文，混迹于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是剧评家、京剧名票。抗战胜利后，胡梯维以浙江实业家身分接手并执掌了由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影戏院组成的上海国光影院公司。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胡梯维任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期间，做过胡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据张茂渊的同事朱曼华说：“张爱玲有时随她姑姑一道看试片，和在座的人见面，也只微笑点头而已。”朱曼华《张爱玲和她的姑姑》，载《张爱玲研究资料》，于青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海峡文艺出版。胡梯维的夫人金素雯是“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长期与周信芳（麒麟童）同台搭档，也能演话剧。一九四年在卡尔登演出《雷雨》，周信芳饰周朴园，金素雯饰繁漪，胡梯维饰周萍。后来和桑弧一道，干脆成立了业余话剧团“孤鹰”，该剧团排演过洪深的《寄生草》等。
桑弧原名李培林（一九一六~二四），一九三三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姝》。文华影片公司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桑弧是经柯灵介绍认识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四十年代两人合作的影片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一编一导珠联璧合的搭配，轰动一时。桑弧与张爱玲之间的情事，一度充斥上海各大小报。绯闻并非空穴来风，《小团圆》最后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叫燕山，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乃桑弧无疑。《小团圆》细写两人的情事，更坐实了传说。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离休老干部的沈鹏年也说“龚之方曾主动想使桑弧与张爱玲缔结秦晋之好。解放后，前辈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把张爱玲吸收入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我亲眼看到‘桑弧与张爱玲合影’的彩色照片——这在当时，市场上没有彩色照片，只有电影厂有此条件。”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们在拍张爱玲的纪录片时曾访问过桑弧，他看着我们递给他的张爱玲的照片时，他说“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几句话轻轻带过，个中消息，令人难以索解。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的前一天，桑弧就以“叔红”的笔名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他倾情礼赞：“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十天之后，有笔名“传奇”的发表《梁京何人？》。此人故做神秘地猜测“梁京”是何人，要引起读者的好奇，是深知宣传的高手，从文中提到他夫人亦是艺文圈内人，娘家在杭州来判断这对夫妻就是胡梯维、金素雯夫妇了。据魏绍昌文章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可见他们彼此早就熟识了。《十八春》在连载期间，曾有“闹了归齐”一句，编者不懂去问唐大郎，唐大郎平常自诩多能听得懂北方土话，却也弄不清楚“归齐”两个字，只得把小样送去给张爱玲，问她看有没有错，张爱玲在小样上批道：“归齐”是北方话，没有错。（案：是“终了”的意思）为此学者陈子善说：“殊不知张爱玲虽然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其祖籍乃河北丰润，祖父张佩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因此她对北方话也很熟悉，写作时能够信手拈来，恰到好处，难怪自诩懂得北方土语的唐大郎先生要自愧弗如。”《十八春》连载完后的第二天，唐大郎就去看张爱玲，之后马上登出《访梁京》一文，告知读者俟《十八春》修订好后，《亦报》马上出单行本，而梁京也将再有新作刊登《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