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先让团领导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然后请县委书记白清江、县长谭生彬等地方有关同志来部队参加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对于侵占群众耕地、毁坏树林、打伤、打死人者坚决依法处置，该赔偿的一定赔偿，该退还的坚决退还。接着召开了小型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到损害者赔礼道歉。从而使一度紧张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部队威信没有降低，当地人从此一提这支红军部队就夸奖：“这支部队真是人民的军队！”
警备五团经整顿后，改编为三旅八团。我和白志文将部队移交给新上任的郭宝珊团长、高维嵩政委，该团就开赴甘泉去开荒生产了。
1942年底，我和白志文参加了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内容一是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对陕甘宁苏区造成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会议对此进行了彻底清算，党中央对此也做出了结论。
二是批判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所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警备五团作为典型受到了批判。肖劲光承担了领导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虽到敌后征兵，离开部队17个月，也毫不推卸责任作了自我检查。但白志文觉得有些问题批评过分，提出离队回家。
白志文被国民党抓差当兵后，1929年曾率一个连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自担任团长以来，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大小战斗使他遍体弹伤，仅重伤就5次。
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如在延长呼家川曾以1个连兵力，消灭敌人1个营，而我军却无伤亡。在凉水岩两次与日军作战时，他运用半渡出击法，使日军遗尸几百。在围困延安境内旦八寨时，令顽敌丧胆而自动缴械投降等。
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我俩相处5年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以批评求团结，使我团曾处于先进行列。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亲自帮厨、挖工事等，大家一致夸他为：“勤劳勇敢、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团长”。在练兵场上他一丝不苟，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亲自示范，严格要求，威信很高。
他对党忠心耿耿，勇于承担任何艰难危险的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准则。
他离队后到了延安小砭沟自食其力，靠磨麦、养猪过着艰苦生活。彭德怀曾亲临他家劝说，他都不愿再出来工作。直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中央带他转移到河北，经领导多次劝说，才出来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亲历“七大”
我自小参加革命，十几年来，是党、人民和军队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置个人安乐于不顾。我从不怕苦，不怕死，但个性刚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对警备五团都很有感情，我们并不怕批评，只希望能实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过火批评，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想和他一样回家务农，无官一身轻，做个普通农民或许更安定些。直到此时，才有暇想念长年顾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个妻子侯瑞云，自和我结婚起，就没过上安生日子。当我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她整日提心吊胆；当我参加红军各处作战时，她仍然夜不成寐；当我担任了部队团长、生活稍好些时，她却自惭形秽，认为当不了团长太太。她终于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们和和气气的离了婚，她说：女儿林燕由你带着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个妻子蔡莲峰，是从云南来延安参加抗日的高中生，共产党员。她女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我在留守兵团警备五团任职。1940年她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又缺医少药，没来得及抢救，病逝在延长县。而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现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晋察冀征兵时相识的，于1941年经冀中军区批准结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但为了大局，经西北局、联防军首长的再三教导，我于1943年1月到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38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留守兵团通知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七大”正式代表时，我正在两延河防前线同日寇打仗。这次从晋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陆续到达延安，中央决定，“七大”代表一律进中央党校学习，直至“七大”召开。在我未进中央党校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要进行资格的审查。我一进党校正逢所谓的“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我也被“抢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向校方提出让我过春节时回瓦窑堡与翟平和孩子们团聚。
1943年3月重返党校后，我被推选为第一组的组长，成员有薛兰斌、白凌云（女）、丁国珏、李兰（北方局的）、温祥初和于占彪。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失足青年”。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从小就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在小组内部很难开展“抢救”运动。只好请示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贺晋年。支部指示：你们小组就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风、文风、学风中所存在的问题。于是小组决定每个同志将“三风”中所存在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逐个检查通过。
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
●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有很大影响。组织上派我去与胡共事，我深感责任的份量，这可是毛泽东亲自策划起义的部队，事关重大不允许出现差错，搞不好会损害党的利益。我虽感到难以胜任，可大敌当前，西北局已经决定，组织上这么信任，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经慎重分析，我向上级提出：由西北局召开小型会议，在会上我与胡景铎师长见面，双方当面明确任务；再派30个军政干部到该师配合我工作。我认为改造一个部队不能操之过急，允许我花时间了解清楚胡师长的意见后再进行工作。
习仲勋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先介绍了胡与我的简历，然后胡发言，他表示欢迎我到骑六师任政委，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组成党委会和常委制，建议我为书记，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他的表态使我心中有了数，我提出建立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师长可放手抓部队的训练、作战、后勤、卫生等军队建设。我作为政委，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工作，协助师长树立军事上的权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把骑六师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会上，胡表示愿意接受30个军政干部到基层工作。第一次的见面会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我与胡回到部队，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由胡传达西北局的决定，并介绍了我的简历，全体指战员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对我的欢迎。我在讲话中强调：你们在胡师长的领导下，能在蒋介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之时起义，说明了你们已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已预见到蒋介石的统治不会长久。你们的起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对胡师长的爱国之举，对你们的正义行为，我深表敬佩。我愿意与胡师长及全体指战员一起，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而战的坚强之师！
军人大会后，西北局派来的同志分别到各自的岗位上任职。杨拯民任副师长，张涛任参谋长，师源任政治部主任，赵征任一团政委，魏玉金任二团政委，吕正修任三团政委，牛占彪任二团副团长，其他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该师缺营编制。
各级领导加强后，立即开展了清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侵略压榨的诉苦运动。经过一周的教育，部队出现了旧军队从未有过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的崭新局面。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动员了子长县1000多子弟补充骑六师。
这支队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到各条战线担任重要工作。如：胡景铎、李振华、姚绍文、范子英、张亚雄、同培贤等。
●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骑六师归属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建制。2月29日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他于2月27日在延长县安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和杨拯民参加了。会上提出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到陇东地区作战；二是小关中作战；三是围宜川、调动出洛川之敌刘戡之部伺机歼灭之。经反复讨论，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彭总即率领各纵队、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侦察地形，选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