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担任四纵队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似乎从无假期。直至1952年她调到四军军部后，才休息了一周。
1952年至1954年底，我在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她负责该校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1954年，她又随我到了北京高级防校。她积极组织干部、教员的家属，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尽了自己的努力。
1955年，军队中的女干部大批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她已是军队正营级干部。高级防校干部部长王兴邦已为她联系好，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处长，将比现在的工作单纯、清闲。但她为了照顾好7个子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仍留在学校从事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高级防校对她的评价是：该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原则性强；团结同志，能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新的团结。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经常深入到厨房、活动室、病儿隔离室去了解情况。主动了解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情况，以掌握每个幼儿的特点，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她手勤、腿勤、眼勤、嘴勤。她要求工作人员以慈母之心爱幼儿，以园丁精神育幼苗；要与幼儿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游戏、同唱歌、同表演。她以身作则，凡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事，她必带头去做，如给幼儿理发、洗澡，为幼儿调配饮食并亲自尝试，动手搞好清洁卫生等。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团结了幼儿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她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秕漏，得到家长的好评。她被人们称为“政委的贤内助”，“工作的好榜样”，“幼儿的慈母”，“学校工作的好助手”。
《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0月以《将军的好妻子，家庭的好主妇》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解放军报》也于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赞扬她“在新形势下能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成为将军的好助手”。
由于她长期以来的出色贡献，1957年6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8年11月，她获得北京教育局、卫生局和妇联颁发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奖状。
1959年底，我调到空二军工作。高级防校不舍得她离开，给她很高待遇希望她留下。而空二军盼望她早日到他们的子弟学校工作，再三催促，使她很为难。最后她再次放弃自己热爱并熟悉的岗位，调到空二军干部子弟学校作校长兼支部书记。
空二军政治部1962年4月5日给她做的鉴定是：“翟平同志自1961年3月调任子弟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工作以来，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领导建校工作成绩较显著。对国内外形势认识正确，是非界限明确。组织纪律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尊重领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有一定的政策原则水平，认识问题较敏锐。能照顾整体，对学校幼儿园的统一领导较全面。上进心强，关心政治时事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好，坚持真理，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思想意识健康，作风稳重，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好，待人诚恳。群众中威信较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善于抓活思想和树立榜样，改造后进同志有成绩。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一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学校以及改善生活等项工作中都有明显成绩，反映很好。有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中善于抓重点带动全盘工作。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果断处理问题。对下要求严格，管理大胆。长期做教育工作，有丰富的小学教育工作经验，在组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有显著成绩。热爱革命后代，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经常给儿童理发、洗澡，在劳动、学习等方面作出身教的典范。作风扎实深入。
缺点，在处理个别问题时，有时急燥，不善于等待。主持干部学习时，启发大家广泛发言有时不放手。”
她的出色表现，以致空二军宁舍我而不舍她。
1963年10月我调到南京军区空军时，她又随我到了南京，担任子弟学校——小营小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她离开小营小学到红旗小学时，该校革委会于1970年6月5日对她作了鉴定：“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能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新党章，并能带领群众学习。继续革命觉悟高。二、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热情宣传，并能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阶级斗争观念较强，对错误言行能带领群众进行批判。坚持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建校道路。四、有一无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在战备中带头劳动，为群众树立榜样。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勇于和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能从政治上关心群众。群众称之为好党员、好干部。希望今后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文革”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她又是所谓“当权派”，并且沾了我这“军内走资派”的“光”，群众不但没有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有对她进行“坐喷气式”的批斗，还给予她以上的评价，可见她的言行举止无懈可击，可见她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学校教导主任万凌彦，是“四人帮”在南空的爪牙阎成玉的老婆，曾组织人批斗翟平。因找不到她工作中的任何差错，只得提出我的问题，叫她与我“划清界限”。她理直气壮的声明：“我老伴出生入死，忠诚竭力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是红老头，如果与他划清界限，我岂不成了国民党吗？”这下可触怒了万凌彦一伙，立即召开秘密黑会，非法做出“开除翟平中共党员党籍”的决定，并私自罢免她校长的职务。他们在南京市广贴“告示”：“好消息！翟平校长因与李赤然划不清界限，还口称他是‘红老头’，被清除出党。”
面对这帮无耻之徒的威胁恐吓，她义正辞严的公开宣布：学校党支部是受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根本无权作出处分党员的任何决定。你们不就是对校长之位感兴趣吗？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只服从南空党委的决定。
翟平一生就是如此光明磊落、秉正无私。若不是为了能使我更好地肩负起重任，她本人会更加发挥出她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70年我被免职到西安，在艰苦的环境下，她自学了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秘方。一方面可以护理我的腿伤，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困难的人。她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甚至到兰田县去采药配药，不辞辛劳地为求医者敷药，竟然治愈了很多人。当时还引起北京空军以及新疆、海南等地患者的关注，不少人专程来西安请她治疗。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她不仅不收分文，还要为远道来的人找住处，尽力供应他们较好的营养，饮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水平，许多患者治愈后，要以各种方式表示感激之情，有的要登报宣传，有的要送匾，有的要交药钱等，都被翟平谢绝。
她内柔外刚，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在男子汉中间也少见。除战争年代独自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外，还遭遇过不少惊险，可谓九死一生。
1942年7月，她身怀第一个孩子已经9个月，骑一匹骡子随军转移。行进在山路上时，骡子受惊，狂奔于羊肠山道上。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百丈深沟，在场的部队官兵谁也没能拦住那疯了般的骡子，眼睁睁看着它飞奔，一直跑出去40多里才停下。大家惊魂未定，见她却安然无恙，她说：反正我紧抓住僵绳不放，牲口也就没辙了。8月1日，她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因他妈妈怀着他象“飞”一样通过险沟，起名为飞飞。稍大后叫李秦燕，意陕西人和河北人的儿子。
1946年11月2日，她在农村临产。因是双胞胎，接生妇手足无措。她只有忍着痛苦耐心指导，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小名为立立。由于胎位不正，他“横身出世”，小胳膊又肿又紫，哭闹不休，奶妈不愿带他，翟平只得自己细心爱护，后来取名为李天燕，有点从天而降、独立不羁的味道。女儿交给奶妈照料。因当时居住条件紧张，孩子们也要和部队挤住在老乡家。又缺医少药，随军儿童有的患了百日咳，也传染给小女儿林林，可怜才1岁多，不治而夭。翟平始终很坚强，从未因儿女或个人原因影响过革命工作。
1965年我们还在南京，她上班的小营小学离我所在的司令部咫尺之遥，完全可以搭我的车上班，但她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至少一小时。8月的一天，当她骑车返家，上鼓楼广场大坡时，被后面拐弯的电车撞倒，立即被送往鼓楼医院。经检查，左侧5根肋骨及锁骨严重骨折，需动手术，她要求还是住到部队医院，并叮嘱医护人员和空军领导，不要将此事告诉正在上海工作的我。治疗一个多月后，她要出院上班，医生、小营小学和空军领导都不同意，但她仍然回到家，带病去工作。
翟平还是公认的好母亲。我们生的孩子除了飞飞（秦燕）、立立（天燕）和早天的林林外，还有两女两男。
1949年12月28日，二女儿出生在甘肃兰州，昵称兰兰；因是在宜君怀的，大名叫李君燕。
1951年8月21日，三子生于甘肃临洮。我们给孩子取名，为简单计，一般取出生地中一个字。但“洮”的谐音“逃”或“淘”等都不令人满意。正逢解放军一路打胜仗，就为他命名李凯燕。
1952年底我们到了上海炮校，1953年6月15日，小女儿出生于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的别称为“申”，她就叫李申燕了。
1955年8月7日，小儿子出世了。时在北京防校，叫“东燕”。“东”有“东方大都市一一北京”之意。男孩子称“燕”似有女气之嫌。殊不知翟平是河北人，古时称河北一带为“燕”，而“燕赵多壮士”。
除了她亲生的6个子女，我和第一个妻子的女儿李林燕，也一直由她抚养，视如己出。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她还要尽心尽力培育这么多子女。她关心爱护他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丰衣足食时期到三年自然灾害，她以博大的母爱，赋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