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动也更迅捷。当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慷慨陈词地争论购买西方“奇技淫巧”的机器会伤害民生，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的时候，明治政府已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了。仅1868年到1875年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专家人数就达到了249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清国。明治政府给予外国专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就这样，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清国，如果说清国的现代化像一艘硕大的货轮喘着粗气在浅滩中航行的话，那么，日本的改良则像一艘迅速的军舰一样早已进入深水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迅速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国家。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3）
经过近代化的工业浪潮，日本像一头吃饱了食物的狼一样，变得茁壮强大起来。第一时间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话语便如录音机一样在他们脑海里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国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蚕食，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贪婪的岛国开始觊觎着，寻找着攻击的时机。依旧迷糊的清朝仍惺忪着眼，对身边的这个小国不屑一顾。清朝的傲慢越发激发了这个小国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剧了日本的进攻欲望。
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后，日本痛感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无法使自己在远东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日本举国开始发展海军，他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当时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在实力上，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寒，他们转移了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俄国变成了清国。不久，日本更是发愤图强，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只是因为日本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2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之际，日本就派间谍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侦察，并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了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国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清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日本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进行的，清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骚扰中国的海域时，中国也从没有正眼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虽然这个岛屿上的居民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他们与这片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陆从没加以承认。在大陆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天尽头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与和尚，另外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尽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当年，一帮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地骚扰，让统治者觉得很是心烦。即使如此，也并没有把这些来自岛国的强盗当作真正的对头，何况，在这支曾经给东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领头的，还是自己国土的逃亡商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愤。所以，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4）
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在“帝党”中，除翁同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在这场明争暗斗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李鸿章岂是一个随便可以争夺的人，李鸿章虽然赞赏“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他又不满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味不顾实力的主战态度。在李鸿章看来，这种意气用事的主战，明显是目光短浅。而对于“后党”，李鸿章对于他们严重滞后的思维方式，拖拉而不思进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满。
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来为这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冲冲喜”，让列强领受天朝的威风。时间刚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来了个“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晋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儿子李经迈，被任命为员外郎……同时，慈禧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既然“老佛爷”想大操大办自己的生日，举国上下都跟着大动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来，原先只是想把颐和园修缮一下，没想到一动工才发现，工程越来越大，预算一再突破。户部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挪用原先准备给北洋水师更新武器弹药的600万两白银；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兴办水师为名从各地征集的钱款利息100多万两送给慈禧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的行为，用翁同的话来说，就是“用滦阳换万寿山，用渤海换昆明湖”，这算是李鸿章对慈禧前年在自己70大寿时赠送厚礼的“投桃报李”了。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5）
新年刚过，李鸿章就直接预见了战争的不祥之兆。家门口的塘是最知深浅的了，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战斗力怎样，李鸿章当然清晰不过。1894年5月，李鸿章再一次检阅了北洋海军，之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章奏折中的担心终于言中了，朝廷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这边，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叛乱”事件。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清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地步。李鸿章这时候才猛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紧急召见英、俄使节，想请两国出面斡旋避免战争，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掌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如果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充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战争爆发前夕，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