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第10部分

在搜索的时候，公安人员把一大把小红旗交给我。沿途，我不断插下小红旗。这是因为在沙漠之中行进，如果不随时随地做好标志，有时候就找不到归路。后来，小红旗用光了，就改为撒小饼干，作为“路标”。因为我们带着六条警犬，警犬闻着饼干的气味，也能找到回去的路。不过，由于那里天气太热，警犬也无法正常工作。

走着走着，口干难熬。我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没一会儿，就把一个水壶里的水全部“消灭”了。

一位老考察队员见了，笑着拍拍自己的水壶。

我摇摇他的水壶，沉甸甸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他告诉我，在沙漠中，水就是生命。非到极渴的时候，不可轻易喝水。即使渴，也只能喝一两口，绝不允许咕嘟咕嘟喝个精光。

他是彭加木的战友。一个多月前，他们一起穿越了罗布泊，创造有史以来第一次纵跨罗布泊的奇迹。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6月16日，当他们来到库木库都克的时候，差不多水尽油绝了。他们的水是装在汽油桶里的。汽车强烈地晃动着汽油桶，剩下来的一丁点儿水已成了酱油般的颜色了。他们不得不用电报向附近的驻军求援。解放军马上伸出支援的手，答应派直升机送水来。然而，彭加木心中却又感激，又不安。他担心用飞机运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从地图上查出附近可能有水的地点。为了节约国家的开支，他，迈开双脚，顶着烈日，到茫茫戈壁滩上找水去了。他，临走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从此，他消失在广袤无垠的沙海之中……

听了这位老考察队员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脑海中，时时浮现一个这样形象：他，年已花甲，白发爬上了双鬓，风霜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头戴遮阳白布帽，近视眼镜片上贴着照相底片（是他自制的“遮阳镜”），身穿蓝色劳动布衣裤，脚穿一双翻皮旧鞋。他，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正在沙漠中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从此，我很珍爱水。一路上，只有在口渴难熬时，才打开水壶，微微地呷上一小口，润一润干裂的嘴唇，润一润“着火”的喉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

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7月11日下午，我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采访了中国科序学院新疆分院的阎鸿建。彭加木失踪前，他就在彭加木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他谈了关于彭加木失踪前的详细情况，而且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的科学考察队行进路线图。他还拿出他的工作笔记，让我摘抄有关记录。

7月12日上午，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此前，夏训诚参加中科院沙追寻漠考察团访问美国。在彭加木失踪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在回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得知彭加木的消息，立即要求参加搜寻彭加木工作。他赶到库木库都克搜寻第一线。

夏训诚的回忆非常重要。此后他一直关注着搜寻彭加木的工作。2006年4月，在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时，年已七十有二的他赶往敦煌，对干尸进行鉴定。

7月12日下午，我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刘铭庭，请他回忆彭加木。

7月12日夜间，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昏暗的灯光下，我采访了彭加木所率领的科学考察队的副队长汪文先。汪文先告诉我，他在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地理系，最初在四川工作，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谈及彭加木失踪，他非常沉痛。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彭先生向来忘我地工作。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在‘文革’之后才得以重返边疆。这时的他，年已五旬，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不过，他把‘四人帮’的影响估计太轻了。他把大家都看成跟自己一样……”

7月13日上午，我继续对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进行采访。

◆在乌鲁木齐采访彭加木胞兄

7月13日中午，有一架直升机要从库木库都克返回“720基地”。我搭这架直升机，回到了“720基地”。

7月13日下午，我在“720基地”对“21基地”的作战处处长周夫有以及“21基地”调度室主任乔文鹤进行采访，请他们谈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救、搜寻彭加木的历程，作了数千字的记录。在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之前，周夫有就奉新疆军区之命，负责联络科学考察队，给予帮助和支持。在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纵穿罗布泊的时候，周夫有每天都关注着来自科学考察队的电报。周夫有在第一时间里当获知彭加木失踪，他成了部队方面营救、搜索彭加木的现场总指挥。正因为这样，周夫有处长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向我介绍营救彭加木始末，使我获得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征得周夫有处长的同意之后，7月13日晚，我来到“720基地”值班室，抄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救、搜寻彭加木的工作记录以及“720基地”与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之间的往返电报。

7月14日上午，我在“720基地”采访了搜索彭加木的46561机组，其中有机长黄先清、驾驶员坎哈尔曼？土尼牙孜（维族）。

7月14日下午，再度对“21基地”的作战处处长周夫有以及“21基地”调度室主任乔文鹤进行采访。

7月14日晚七时，我乘坐飞机从“720基地”返回马兰核基地。到达那里的永红机场时，已经是晚上九时，天还亮着。

当天夜里，我在马兰基地采访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

7月15日，我在马兰基地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政工组的郭新言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的助手李维奇，他们都是彭加木多年同事。另外，还在马兰基地摘抄了在彭加木失踪之后许多写给彭加木夫人的信件。

7月16日，在马兰，我继续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进行采访。

这一系列的采访，使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7月17日上午，我乘飞机从马兰核基地返回乌鲁木齐。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我又住进“八楼”。当我再度漫步在“八楼”前的喷泉之畔，不禁感触万分。因为在这半个多月之中，我深切地懂得了水的价值……

由于真正进入搜寻现场的文字作者只有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和我，因此我也成了众所关注的人物。这样，一回到乌鲁木齐，一进入昆仑宾馆，我成了众多记者的采访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主席阿巴斯？包尔汉（维族）是我的好朋友，曾经把我的多部作品翻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应他的邀请，我在乌鲁木齐科技系统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报告。

在乌鲁木齐，我多次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

我再度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在他那里，我见到彭加木出走前夕所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原件，当即用复印机复印。我采访了彭加木的维族助手吾尔尼沙。

7月18日，我得知彭加木的二哥彭浙（原名彭家泰），在下午从广州飞抵乌鲁木齐。他是当时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人。彭浙已是66岁的老人了。当他飞抵乌鲁木齐，我前往机场接他。他一到昆仑宾馆，刚放好行李，就不顾路途劳累，开始同我畅谈，当天竟一口气谈到夜里11点多。彭浙的女儿彭泥，也帮助回忆了一些情况。

彭浙对我说：

我是在1980年6月25日那天，从隔壁邻居的收音机广播里，突然《'文'》听见弟弟彭《'人'》加木在罗布泊《'书'》考察时失踪《'屋'》的消息，非常震惊。26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弟弟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报道。

我非常挂念弟弟彭加木，巴不得马上来到新疆。感谢广东省省委、省政府的关心，让我来到乌鲁木齐。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家庭和睦的意思，我总叫他“阿睦”，这“睦”有时候发“摸”音。我原名彭家泰，因为我命中缺水。后来，我很喜欢浙江，喜欢西湖，从1933年起改名彭浙，“浙”字也有三点水。这次陪我到新疆的女儿叫彭泥，同样有三点水。我有两女一子。

我比加木大11岁，今年66岁。我身体还很不错，不久前到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考察，那是当年葛洪炼丹之处，我徒步上山又下山，采集了120种药材标本。

我住在广州。加木到我家里，曾经放幻灯给我看。我看到了新疆的楼兰、罗布泊，这些景象在南方是一点也没有看到的。

加木这次在科学考察中失踪了。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会有牺牲。为科学事业而牺牲，重如泰山。过去，为了解放祖国，多少人牺牲了。现在要实现四化，也要有牺牲。彭加木是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牺牲了。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他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进，前赴后继。中国科学院还要搞冰山考察，同样是有很大的危险。

后来的人，要认真进行总结。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不能因为彭加木牺牲了，就被吓住了。年青一代应该完成彭加木未竟之业。

加木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是做完了才吃饭，这与居里夫人很相似。他说，在新疆，买了一个火油炉，饭冷了，就自己热一下吃。

加木这次是对困难估计不足。他自己宣布过考察纪律，不能一个人外出。这次，他是为了节省经费，相信可以找到水井，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一个人出去找水井了。

他的失踪，被劫持的可能性很小，被野兽伤害的可能性也很小，估计是身体不适，倒下去了。

彭加木失踪之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特急电报。华国锋主席非常关心，作了两次批示。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最近两次大规模的搜索，调动部队，调动飞机，都是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批准的。

虽然我已经年逾花甲，如果可能，我仍希望出一点力，参加搜索。加木和我是亲兄弟，他的想法，他的心理活动，我都清楚。我到了现场，我会知道他会往哪里走，可以为搜索提供线索。

我从小与他在一起。虽然后来相聚的时间不多，但是兄弟间总有许多相同之点。来到同样的环境，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的身体状况跟加木差不多。加木能够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能够去。我住在乌鲁木齐，心中不安。我总想到罗布泊，到搜索的现场去。

第二天一早，彭浙又找我长时间地谈话。我劝他先休息一会，他却说：“在这最悲痛的时刻，回忆童年的欢乐，会减轻我的痛苦！”

他应我的要求，详尽地讲述彭家的历史。他说，“现在，加木走了，也就算我知道的彭家的历史多一点。”倘若没有他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写好本书的《童年》一章。

26年之后的2006年，当库木库都克发现干尸的消息传出之后，八十多岁的彭浙的夫人李丽明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彭加木失踪后，社会上很多传言，尤其是其中的叛逃之说，给家人带来很大压力。李丽明说，“现在若找到的真是加木的尸体，谣言不攻自破了，我们心上的疙瘩也解开了”。

◆做科学的“铺路石子”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是那么的忙碌。1980年7月21日，我应《新疆日报》之约，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还连夜赶写了一篇《做科学的“铺路石子”》，宣传彭加木精神。这篇文章后来全文发表于1980年8月5日《新疆日报》：

在新疆科普创作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科技工作者谈到这样的例子：他在写完一篇关于液氨的论文之后，为《新疆日报》写了一篇关于液氨的科普短文。这两篇文章都发表了。那篇论文，只有几位专家读了，没有多大反应。出乎意料，那篇科普短文却赢得许多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从中懂得了液氨与氨水的区别，液氨的原理、优点和使用方法，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件事生动说明了科普工作的作用。有人常以为科普文章“不登大雅之堂”，是“小玩艺儿”，堂堂教授、工程师不屑于写这类“低三下四”的东西，甚至还有人把科技工作者业余从事科普创作是“不务正业”。其实，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堂堂正业，是很值得提倡的工作。任何科学技术，只有通过普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许多着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普工作。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到世界各国作了近百次的科普演讲，通俗解说相对论，还写了许多普及相对论的书籍。华罗庚教授来新疆时，曾多次作过关于优选法的通俗讲演。彭加木同志制作了一套普及植物病毒知识的幻灯，一边在新疆各地考察，一边沿途给群众放映幻灯，亲自解说，进行科普工作。此外，像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林巧稚、苏步青、朱洗等，都不愧为“堂堂科学家”，曾亲笔写下许多科普作品。凡是深知科学的人，同时也都深知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向广大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青少年们今天是科学的客人，明天是科学的主人；今天是科学的后备军，明天是科学的主力军；今天上课堂，明天上战场。只有培养千千万万的科学的登山队员，才能把胜利的旗帜插上科学之巅。

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的文集出版了，他给文集取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龙虫并雕斋文集》。这是因为人们常把科学论文誉为“雕龙工作”，把普及短文贬为“雕虫小技”，而王力教授则力主“龙虫并雕”，他既写洋洋几十万言的学术专着，也写千把字的普及文章。王力教授虽然谈的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普及问题，其实，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科技工作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