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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专干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背叛》吴言
第五章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插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
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干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日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干部，一位“以工代干”，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乳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乳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乳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外交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我方也派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去苏方国土上走二十步，苏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我对柳如眉讲完这番话后，十分严肃地对她说，我捏了你的乳头，相当于苏军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乳头，相当于我军战士走得那二十步，有个捍卫主权的问题。于是柳如眉顺从地捏了我的乳头。她应付差事般捏完后，又想捡起床上那本《大众电影》翻阅，我却要求她给我扣好衬衫纽扣。我对她说，苏军走了二十步后，第二天经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扫帚后退着将两行脚印打扫干净。我方走完二十步后，也拿着大扫帚后退着将脚印打扫干净。扣纽扣相当于后退着打扫脚印，马虎不得。
那次见面后，柳如眉和我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结婚后她对我说：“第一次见面你提出解开我衬衣看一看时，我觉得你这人很流氓，本来已经决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却说出那么一番有趣的话。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乳房后，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让我觉得你这人挺老实的，反倒让我爱上了你。”
我调到玻管局不久，即像当年翻阅柳如眉的衬衣一样翻阅《水浒传》。翻阅的结果令我沮丧：我是玻管局的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而我的奋斗目标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我们玻管局的全称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我们紫雪市的紫东县和紫北县，建国初发现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叫石英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于是市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厂，简称“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厂，简称“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准备上马“三玻”，成立起一个紫雪市第三玻璃厂筹建处，任命了一名副处级筹建处主任姬飞，并拨出三百万元前期费用。三百万元前期费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们紫雪玻璃原本占据的北方市场大片丢失，就像当年的蒋委员长一样，打一仗丢一大片地方，最后一直退到宝岛台湾。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紫雪玻璃已丢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场。本来紫雪市的许多用户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发了一个紧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户必须使用紫雪玻璃，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干预，才保住了紫雪这个小小的市场。两个玻璃厂产品大量积压，工人纷纷下岗。我调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产放假，三玻筹建处解体，姬飞调到局里任行业工会主席。
一玻和二玻兴盛的时候，我们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个局中是最牛逼的一个局。那时我们玻管局干部流动非常快，当一两年科长，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担任党委副书记或者副厂长。五十年代我们玻管局有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政秘科长，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厂长，两年后任厂长，三十二岁时调局里任副局长，三十五岁时任局长，三十八岁时任市委副书记，四十一岁便担任了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四十六岁时任副省长，五十岁担任了省长。紫雪市市县两级机关的不少干部都知道我们玻管局是出过一个省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玻管局被称作紫雪市的“党校”。
那时我们局的辉煌表现在方方面面，并常常在一些细微处显山露水。市政府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摆一溜儿小牌，最中间是市长的名字，两边依次是几位副市长的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干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交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干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干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日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日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