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从不呜哇，我们只会嘘……”
在波恩总会碰上令人捧腹的场面，颇能振奋我们的精神。有一次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维琪点了卡布其诺，我为自己叫了Kolh啤酒。闲谈之间，一位侍者走到我们的桌边：“你是肯·威尔伯吗？我的胃里有个洞，急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胃里有个洞？我们俩都被吓呆了，以为他有胃癌，他可能看见我的光头，以为我也得了癌症，我赶紧站起来送那位侍者到“诊所”去。
他在一家书店看过我的书，认出我就是作者，他毫无避讳地谈起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女友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与困扰。“我的胃里有个洞”，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的心中觉得非常空虚。”他已经沮丧得顾不了那些客人了。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描述自己胃里那个可怕的洞。
我忍不住和维琪及肯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过去犯的“错误”——我应该一开始就把整个肿瘤切除，继续接受三苯氧胺（tamoxifin）的治疗，每一位癌症复发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都能举出一两件足以延缓复发却被自己疏漏的方法。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陷在自责的情绪中（即使有时还是会滑落悔恨的险坡），戴上后见之明的眼镜来看待目前的处境。我发现许多过去所做的选择都是出自怠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治疗方式，因而轻忽了重要的后续医疗（继续食疗，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运动与观想等等）。我一直认为已经动手术，做了放疗与化疗，难道付出这些代价还不够吗？我只想回归原来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不去看其他的大夫，不再做任何医疗的抉择。我瘦了好多，也吃了许多苦，难道还不足以让情况好转吗？反正处在这个模糊地带，本来就很难决定该做什么其他选择。
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存在”之间的平衡。这一阵子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采用的都是积极思考的观想，但是崔雅觉得应该佐以更开放、更无目标的观想方法。她时常与爱迪丝一起练习，爱迪丝本人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派的治疗师，比较倾向罗杰派。崔雅将她的观察写成一篇报告，在美国各地的癌症中心广泛地流传（你可以向癌症支援中心索取影印本）。
“肯？肯？你在吗？看看这个。”
“开什么玩笑，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一天我坐在病房里和爱迪丝聊天，肯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告诉爱迪丝关于遗失五角星项链的事，我说我努力学习透过观想把它分送给每个人，从这个事件中我读出了许多意义，我的名字艾斯崔雅就是“星星”的意思。肯开始取笑我古怪而迷信的这一面，他说我对正面预兆的信心不及我对负面预兆的信心。我马上回应一句，“不，这句话不对，正面预兆也同样深具意义。”他说：“哦，好，既然你真的相信正面的预兆，看看这是什么？”说完就从口袋掏出那条五角星的项链。我愣住了，已经这么久了，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肯一直不肯回答我，最后才说：“我只是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丢一样东西可以被你诠释成坏的兆头，那么失而复得是不是该被诠释成好的兆头。”
旅馆洗衣妇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发现它，我根本就忘了那个口袋的存在。那天洗澡时，我一定是怕放在柜子里会被拿走，才放在裤子口袋里，扣好后就忘了。我好高兴重新拾回这条项链，希望它能带给我好运。奇怪的是，它不在的时候对我影响更大，我仍然继续观想把它分送给别人，观想它在别人的脖子上，观想它深入别人的内心，这仍然是很好的练习。但是，当我失去它而仍然渴望它的时候，这项练习反而更具挑战性。如果它一直不再被拾回，这项练习可能就会随着记忆模糊而被淡化，可是现在这颗星星又回到了我脖子上，于是它成了一个持续的提醒，这项练习也将继续下去。
另一天的傍晚，当我和爱迪丝在林间散步时，对这个“给予”的观想，突然有了很大的领悟。我以前总觉得善待自己就意味着对别人不善。以最后的一口美酒来说——如果我为了善待自己而喝了那口酒，其他人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突然间“我是谁？”这句话冒了出来。我发现善待别人与善待自己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在“我是谁？”这句话上下足了功夫，那么我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就会渐渐淡化，因此，这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不就善待自己，要不就善待别人。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我已经以这颗星星做了很久的观想练习，在此之前，是自他交换的练习。现在运用“我是谁”的话头把人我的界分感连根拔起，则是在道途上更往前跨了一步。每当我执著于最后一片起司时，我都会问：“喔，是谁在执著？是谁在感觉损失？”然后我会十分乐意地把它送出去。正如肯所说的，宇宙里只有一个大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这样的分别心中，我才会觉得善待别人就亏待自己，善待自己就亏待了别人。现在放掉分别心，享受给予，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似乎容易多了。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但现在的领悟才是具体而实在的。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我完全相反。有些不好的感觉在内心生起，但是我无法理解是什么，感觉糟透了。
“诺伯特，我打算回到德拉亨山去，我会从柯尼希斯温特打电话给你，你有爱迪丝家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有。肯，你还好吗？”
“我不晓得，诺伯特，我真的不晓得。”
我走向莱茵河，搭上渡轮来到柯尼希斯温特。那里有许多路线的台车可以登上山顶，登上极美的德拉亨山，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山景之一，是距离莱茵河两百英里的一处要塞。就像任何一个奇景一样，德拉亨山有令人窒息的遗迹，也有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建立的寒酸建筑物。
从塔楼的顶端向下鸟瞰，方圆一百英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我将视线扫向右侧：巴特戈德斯贝格大教堂的塔楼，再向北70公里则是宏伟的科隆大教堂。仰头向上望：天堂：低头向下看：大地。天与地，天与地：我不禁想起崔雅，在过去的几年间，她将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之中，回到她对自然的爱，回到身体、回到她的制造，回到她阴柔的女性特质，也回到她开朗、信任与关怀的基石之上。我仍然停留在自己想要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自我的家乡——天堂，然而它并不是灵性的世界，而是由理论、逻辑、概念与符号组合而成的理念的阿波罗世界。天堂和心智有关，大地与身体相连。我把感觉拿来说明理念，崔雅则把理念拿来说明感觉。我总是从个人经验转向宇宙，崔雅总是从宇宙转向个人经验。我喜欢思考，她热爱制作，我喜欢文化，她钟爱自然。我喜欢关窗聆听巴赫的音乐：她却宁愿关掉巴赫的音乐，倾听外面的鸟鸣。
按照传统，灵性既不在“天”也不在“地”，而是在“心中”，心总是被视为天与地的会合。地是天的根基，天是地的提升，单凭天或地都无法领会大精神，只有在内心取得两者的平衡之后，才能通往那扇超越死亡与痛苦的神秘之门。
这正是崔雅对我的贡献，也是我们对彼此的贡献：指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路。当我们彼此拥抱时，天与地便结合了，巴哈与鸟儿同声一齐鸣奏，视线所及尽是快乐。一开始相处时，我们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感到不适，我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喜欢翱翔在理念中，在最简单的事情上编织一些理论：崔雅则喜欢拥抱大地，在没有妥善安排计划之前，她拒绝翱翔。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或许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许多男女身上。分开来的我们绝非完整而自在的个体，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逐渐学会欣赏、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学会感谢。理念永远令我感到舒服，大自然也永远令崔雅感到自在，但是当我们内心交会时，我们就完整了。缺少了彼此，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份合一感。我们把柏拉图的一句话改成了：“男人与女人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裂为二。所谓的爱就是对这份一体感的追求。”
天与地的结合。我的眼睛看着天也看着地，心里一直在想，自从有了崔雅，我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心。
但是崔雅就快死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放声大哭，有几位德国人很关心地问候我：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德文卡，上面写着：“是奚弗大夫特别准许我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崔雅会死的事实，也许是医生告诉我她的脑部与肺部都有肿瘤、叫我不要声张的那一天，也许是美国的医师答应让她半年无需治疗的那一天，也许是我亲眼看到电脑断层扫描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只知道一切都要瓦解了，多年来被我排除在外的思想，现在全涌了上来。脑瘤的症状也许会减轻，至于肺瘤，奚弗大夫也只能担保40％的减轻几率。我的脑子里出现恐怖的画面：崔雅极为痛苦，呼吸十分困难，点滴瓶里的吗啡不断地输进她的体内：家人和朋友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焦急地静待着呼吸器终止的那一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口里言语：“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搭第一班台车下山，从当地的酒馆打电话给诺伯特。
“崔雅很好，肯，你呢？”
“不要为我等门了，诺伯特。”
我坐在酒馆内，开始喝起伏特加，喝了很多很多。那些骇人想像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脑中，还有一股无法止息的自怜偷袭着我。可怜的我，可怜的我，不断地把“Kom”摔在地上：“可恶的德国人仿造的伏特加。”“即使在塔霍湖，我也从未如此烂醉过，今天我决定让自己大醉一场。
当我回到帝侯饭店时（怎么回去的，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诺伯特将我拖上床，留了一罐维他命B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清晨还派了清扫房间的女侍来盯着我吞下它们。我打了通电话到崔雅的病房。
“嗨，亲爱的，你好吗？”
“我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我的烧退了，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我们星期三和奚弗大夫有约，他要告诉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结果。”
想到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需要什么吗？”
“没有，我正在进行观想，不能和你谈太久。”
“没问题。我打算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诺伯特或爱迪丝，好吗？”
“好，祝你玩得愉快。”
我搭电梯到一楼柜台，诺伯特正在那里。
“肯，你不应该让自己喝得这么醉，你应该为了崔雅坚强起来。”
“哦，天啊，诺伯特，我厌倦了坚强，我要让自己脆弱一阵子，这会让我好过一点的。我要出去透透气，我会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