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雪子问道。我拍了拍胸脯。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好像非常安全呢。”
“好吧，那我们就到哥斯达黎加去吧。”
就这样，我们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就选择了这个位于中南美的小国。我兴高采烈地做着行前准备，和雪子一起去注射了小儿麻痹症、破伤风和黄热病的预防针，还喝了防止大肠杆菌和疟疾的冲剂。虽然手续繁多，但我只要一想到巨嘴鸟和蜂鸟便心平气和了。
昨天，我们乘了五个半小时飞机，从多伦多飞到圣何塞，在宾馆里过了一夜。今晨便来到旅客服务中心拿了一份周边地图，确认了国家森林公园的位置，并请宾馆帮忙租了一辆轿车。之后便意气风发地出发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仅仅在一小时之后，就会落到路遇强盗，身无分文，被迫乘坐一辆破巴士的倒霉境地。
3
在巴士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车子正在朝圣何塞的方向行驶。又过了一阵子，巴士在一个小镇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打手势让乘客们下车。我们下了车，只见空地还停着一辆同样的巴士。
“我说，这是哪里啊？”雪子问。
“我只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圣何塞。”我说。
那个卖点心的大叔指着另一辆巴士对我们说：“圣何塞，圣何塞。”好像是让我们乘上去。
“唉。”我叹了口气。“这里好像是和圣何塞相反的一个终点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从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这样呐。”
“呜呜——”雪子又摆出一副要大哭一场的架势。
其他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叔向他们解释了我俩的遭遇，虽然我听不懂他是怎么说的，但大伙儿都朝我们投来极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两个可乐瓶，在附近的下水道里弄了点水，递到我们跟前，嘴里还说着“水，水。”好像是让我们喝下去。
接过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红褐色，很是浑浊，片刻之间，瓶底上就沉淀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当地人大概还不要紧，外来者一喝下去估计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样子就行了。”我用日语对雪子说，把瓶口凑到嘴边。老人好像因为对可怜的亚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点点头。
巴士总算发车了。我打手势问司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认为他肯定知道准确的时刻。但问了半天也只得到一个“大约四点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随着破巴士颠簸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圣何塞。我想找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却没有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行人变得稀少，沿街卖小吃的店铺也纷纷打样了。这下可遭了，我心中渐感不安，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招呼。回身看去，只见一辆警车正停在那里。
一名警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说着什么，好像是问我们遇上了什么麻烦。
这回总算运气不错，我心想，赶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警察听完以后，打手势让我们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这下终于得救了。”我和雪子对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警察会把我们直接带回警局呢，没想到他开着警车在镇上不停地兜圈子，还不时停在路边，向行人说着什么。
“请问出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地与他搭话，却没有得到回答。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察又停下车来，同一位白人女性说着什么。那位女性身着紧身夹克衫，年约四十岁上下。她和警察交谈了几句以后，便上车来坐到我们身边，随后朝我们微微一笑，用英语问道：“两位这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我听到久违的英语，心下只感到万分亲切。
听了我们的讲述，她说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随后又用西班牙语向警察进行了一番陈述。警察应了一句，便发动了警车。
“接下来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说。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带过去呢？我刚才明明已经讲过事发经过了。”
她听了这话，苦笑了一声。
“他可听不懂英语啊。但是看你们这副模样，也能大致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让你们先上车，再找个会说英语的人来当翻译，好明白你们的遭遇。”
“啊——”我浑身的气力都像是被抽干了。
“钱全被抢走了？”
“没有，这里还剩了一些。”我打开腰包，取出一个装有少量加拿大币的小钱包来。可钱包没拉上拉链，几枚硬币掉在地上。我赶紧去捡，那名女子也俯身帮忙。
“你们是从加拿大来的？”她看着硬币问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说着，把硬币放回我的钱包。
七点过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破旧的警局，此时距离我们遭劫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负责录口供的年轻警官若不是身着警服，简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卖可可的小贩。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听取了事件经过，大概是觉得经过那么长时间以后，很难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为我们充当翻译。从谈话过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师，此人虽然相貌不美，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如同神明一般。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录完了口供，警察又指着雪子说了句什么。准确地说，是指着她胸前挂着的望远镜说的。
“他问你们强盗有没有碰过这架望远镜。”女律师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雪子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我问。
“可能会留下强盗的指纹，所以他想请你们先上交给警署。”
“那还是先上交吧。我们也搞不清犯人有没有碰过。”
听我这样说，她的表情有些复杂：“虽然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我觉得还是不交给警方为好。”
“为什么？”
“因为他很可能就不还给你们了。”
我非常惊讶，朝那名年轻警官看去，只见他正贪婪地盯着雪子的双筒望远镜。我又朝女律师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来了。”我说，“他们没碰过。”
还是这样说为好，她点点头，替我们翻译了。警察一言不发。
录完口供以后，警察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女律师临走之际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让我们有麻烦的时候再去找她。
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旅馆。我真想马上回房，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房间钥匙被抢走了。我们跑到大堂，服务员们看见我们满身泥水的狼狈相，无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一名日本服务员接待了我们。
“这种事儿可真不多见哪！”这名姓佐藤的服务员感慨道，“我还从没听说过有日本游客摊上这种倒霉事儿呢。”
“但我们遇到的可是真事儿。”雪子赌气似的说。
“嗯，那是，你们也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啊。但是你们怎么会孤身进那种林子呢，一般的游客可不会这么做啊。”
“我可是听说哥斯达黎加的治安还不错呢。”我说。
“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佐藤立刻睁大眼睛，认真地说：“哥斯达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国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游客。你们碰上的事件绝对是例外。如果你们就此认为哥斯达黎加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我们可就为难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们回日本以后大肆宣传似的。
我也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只请他给我们换了房间，虽然那两名强盗不至于胆大包天地到这家旅馆投宿，但我们只要一想到房间钥匙在他们手中，就满不是滋味。
进了房间，我脱下衣服，一头倒在床上，真想就这样睡过去，但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让雪子先去洗澡，随后分别给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发行机构打去电话，讲述了遭劫的经历，办妥了相关手续。
接着，我又拨通了秘书格蕾丝的电话。
“Hello。”听筒那端传来那个熟悉的沉闷而阴郁的声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听到我的声音，她的口吻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为懒散了。
我尽量简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让她明天一早把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护照复印件传真到旅馆来。
“明天一早把护照复印件给你传真过去，OK。”她公事公办地说，对我们的悲惨遭遇一句也没有多问。我真怀疑她到底也没有搞清楚事态的严峻。
把这些事务一一处理完毕之后，我撂下电话，只觉刹那之间便被巨大的疲惫所吞没了。我想起身冲个澡，但眼帘越来越沉重，终于什么也不知道了。
4
次日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雪子正打开我的腰包，把里面的东西都抖在桌上，好像在数我们还剩多少钱。
“还有多少？”我问道。
“大概还剩三百多美元吧。”
“嗯，有这些钱就足够了，咱们拿到银行去兑换一下吧。”
“喂，这是什么呀？”她说着，把一块小小的圆形金属板递给我。
“我也不知道啊。你从哪里找到的？”
“就混在这些硬币当中。”
“这个嘛……”我依稀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件东西，一时却想不起来，“这好像是什么零件吧，我记不清了。”
“总会想起来的。”雪子把这块金属板也放进了钱包。
我们在旅馆的餐厅吃了一顿最便宜的早餐之后，便来到旅馆的旅客服务中心，那名年轻的女负责人已经听说了我们的遭遇。
“我有个朋友是警察，就是他告诉我的。”她说。“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呢。”
“虽然大伙儿都这么说，我们可不敢再相信了呢。”我说。她颇为体谅地点点头。
经此事件，我们的日程全被打乱了。办好相关手续之后，我们走出旅客服务中心。与那两种珍禽恐怕是无缘相见了，我心想，但只要能平安无事地回到日本比什么都强。
随后，我估计着传真应该到了，便来到大堂的服务台询问，却被告知没有我的传真件。
“格蕾丝这家伙果然忘记了。”我不满地咋了一下舌头。
“那现在怎么办？”雪子问。
“没办法了，我们还是先到日本领事馆去吧，就说护照的复印机稍后就送过来。那个胖女人，脑袋不好使也就算了，还成天吊儿郎当的，真是个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家伙啊！”我嘟囔个不听，和雪子一起走出旅馆。
我们到银行兑换了钱，打车来到领事馆。这里也和警署一样，破破烂烂的，比民宅强不了多少。
一进领馆，我们立刻得到了热情接待。那名工作人员肥墩墩的，脸庞滚圆，下唇突出，活像一只加拿大松鸦。我们还没张口，他就同情地说：“两位受苦啦！”想必警察局方面已经和领馆联系过了。
“我们马上就为两位重新办理护照。”他说。
“可、可是我们的护照复印机还没送过来……”
我结结巴巴地说。他眨巴眨巴眼睛，递过一张纸来：“是这个吗？”那无疑就是我和雪子的护照副本。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拿到的？”我惊讶地问。
“这是今晨从贵公司直接传真过来的，说是希望我们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我们这才得知了事件的经过。您能拥有如此优秀的下属还真是叫人羡慕呢。”
听了这话，雪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望了望我的脸。
“你说得不错，”我说。“她办事周到，替我打理了不少杂事，还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美人呢。”
“真羡慕啊。”他又赞叹了一声。
听完我们的遭遇，他叹了口气：“我们这儿小偷小摸的倒也不少，抢劫什么的还是头一遭听说。”
“捉住犯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吧。”我叮问了一句。
“这个我也说不好啊。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他双臂环抱胸前，“犯人为什么要猫在那种地方呢？”
“不就是为了抢劫游客吗？”
“但那种荒僻的地方很少有人经过，难道你们以为犯人会在那里傻等？”
“这说得也是。”我和雪子面面相觑。
“就算犯人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接着说，“他们又怎么知道只有你俩孤身经过那里？万一在动手的时候，你们的同伴突然出现，可不就要坏事了嘛。强盗也不是傻子啊，会考虑到这些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强盗早已瞄上我们俩了？”
“这个我虽然不能断言，但确实很有可能……你们在途中有没有发现被人跟踪？”
“没有啊。”
“是嘛。”这名工作人员歪了歪脑袋。从侧面看去，他那肥硕的头颈好像缩进了身体里面，和加拿大松鸦越发相似了。
“原来我们早就被强盗盯上了，真可怕啊。”走出领馆以后，雪子说。我也深有同感。
“他们怎么会选中我们俩呢？”
“大概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吧。”
“所以他们就以为咱们是有钱人？”
“嗯。”
“真是的，又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大财主。”政府真应该好好对外宣传一下这一点呢，否则我们恐怕还得遭罪，我心想。
为了拍摄护照照片，我们按照领馆工作人员的指点朝一家照相馆走去。途中路过一座深宅大院，比领事馆堂皇多了。宅子外侧围着一圈铁栅栏，向里望去，只见两名带着墨镜的男子正无所事事地在宽敞的庭院里闲荡。
“他们是保镖？”
“好像是这样。”
这一带的好几处民宅都在窗户上安装了铁栅栏，可见犯罪的黑影正在逐步笼罩这个祥和的小国。
我们来到那家看上去像一间小杂货铺似的照相馆，只见几台旧型号的照相机并排摆在那里，也不知道是拍照用的还是店里的商品。
一名身上裹着长布的中年妇女操着生硬的英语接待了我们。她按动快门的方式非常粗暴，照片的质量恐怕是难保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