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也是那种太标准的、几乎像是雅皮士用的英语，其实是歪曲了的语言。老军校出身的不带任何口音——无论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或甚至印地语。他会用‘妞’代替‘姑娘’，用‘成’代替‘可以’，用‘呀’代替‘是的’
“用不着道歉，……怎么称呼？”
“叫我斯普莱特。”
“穷人还有不吃肉的？”
“非常有趣，邦德上校。”
“用不着那么小心谨慎。”姑娘向他挤了挤，邦德感觉到一个吊袜带上的硬扣子硌着他的大腿。扣子周围都是厚厚的肉。如果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会认为这事挺性感。
“我确实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他发现司机正拉着他们瞎转。他或者漫无目的地随便开，或者是在走反监视的常规。“请问，我们去哪儿？”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她探过身子贴得更近。“只不过在车里谈话更安全。”
“真的？你们的车装了天线？”
她发出一些让人厌恶的声音。“你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极限，邦德上校，确实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极限。”这种措辞，甚至那些出身高贵，对于英语极有造诣的姑娘现在也不用了。也许，邦德想，这两个会不会是老牌克格勃，一对莫斯科的松鼠。他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克格勃的人只愿意在露天场合谈话，就算他们的车内装有天线，尤其是在形势变化了之后，他们不会给新老板任何口实。克格勃的新任主席，最近从内部事务部中清除了一大批他们的同事。
“你是否情愿在外面谈？”斯普莱特问道。
“我只是情愿出去，到目前为止，我看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接下来是一段暂短的沉默，一个光点好像在车里跳跃：一个不大的光斑，在姑娘和斯普莱克之间闪烁。
“你是乘坐东…西快车从柏林过来的，你不否认这个吧？”
“当然不，虽说我也可能是从莫斯科上的车。”
“不，是柏林。动物园车站。”
“是的。”
“有两个死了的人在亚琛被抬下车？”
“我怎么会知道。”
“你是说，对于那两个被谋杀的人，由当地救护车从亚琛车站抬走的，你一点也不知情吗？”
“一点线索也没有。”
“真的？你和一个女人一同旅行，是吗？”
“不，我独自旅行。火车上有不少女人，但我实际上没有和任何一个一起旅行。真有你们说的那种机会，会是件有意思的事。”
“你就是和一个女人一同旅行。她是谁，邦德上校？”
“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到巴黎来，”斯普莱特，不管他真的叫什么，加紧了攻势，“是来见普莉克希，你从英国飞往柏林，又乘火车来巴黎，目的就是要见普莉克希。”
“你扯得太远了，老兄。我不认识普莉克希。你说对了一点，伦敦…柏林…巴黎这条路线。”
“好的，如果你不是来巴黎见普莉克希……”她意识到走了嘴，可惜晚了，于是马上改口。“来见我。你为什么要来巴黎？”
“要听真话？”
“真话。”
“好的，我去柏林看两个老朋友。我来巴黎严格地说，就是观光。”
“真的？”
“是的，是真的。看，我并不十分在乎这次审问。我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斯普莱特不高兴地冷笑了一声。“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到底为什么来巴黎？”
“听着，我有几天假期。我计划兜一圈。我有朋友在这边，而且我也想过要去一趟罗浮宫，也许，丽都。只不过为了找回以前的时光。”
“没有别的了？”
“也许在富凯吃午饭，还可能去马克西姆玩一趟。”
“你是说你来这里没有任务？”
“我在巴黎可能会有什么任务吗？”
“你否认你是英国情报官员？”姑娘接过话题。他们是一组连发射手审判员。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你说，赛门女士……”
“……西蒙。”
“……可是我是一名皇家海军军官，派到外交部工作。你们想看我的军官证吗？”
“我们知道你是谁，邦德上校。”这回是斯普莱特。
现在他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几乎可以肯定，再说他们实在算不得高明。DGSE…法国国外情报局。事实上，他明白了为什么看着斯普莱特眼熟。这个人曾被放外勤。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工作过一个季度。而法国，则以对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操作极为敏感而闻名。因此，翻开最近的历史，他们或者直接听命于法国情报局，或者，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听命于沃尔夫根·威森。那个人能够联系的面太广，那么，为什么不可能有法国情报机关呢？
“听着……”姑娘又开始了。
“不，”邦德微笑着转向她。然后瞥了一眼斯普莱特，也让他分享了一点微笑。“不，你们听着。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或者你们为什么那么想。我在这里，在巴黎，来找乐子，很简单明了。你们真的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直接去‘游泳池’，和那里的成年人打打交道，当年我在这儿有任务的时候曾和那里的人一起冒过险。”
汽车轻微地颠簸了一下，由于司机把刹车踩重了。那个“游泳池”是人们对那座阴暗的十层大楼——巴黎东北迫击炮大道的128号，法国国外情报局总部的称呼。它与坐落在炮塔大街的一个很大的城市游泳池只有一墙之隔，全称为汉斯游泳池。
大约数过了10，姑娘又开口说话了。这次她完全没有了友好的语调。“用不着了。我们会放你走，随便你上哪儿去。可是，我有责任通知你，邦德上校。你有24小时的时间，就是一天。如果你不离开巴黎，也就是离开法国，在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会被送上飞机，遣送回伦敦，碰壁而回。同时，有一份正式抗议照会送交你们的政府。”
“我愿意多呆两天。”
“我们情愿你在这个国家一刻也不停留。我宁愿你今天晚上就离开，但不幸地是我总是心肠太软。”她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尤其是在‘遁世者’快到了……”斯普莱特吞回半截话。
“够了！24小时，”姑娘横加干涉，就像斯普莱特在什么地方踩着了禁区。
汽车靠在路边停了下来，在它启动时如同一首愤怒的马达轰鸣的交响曲。这是在凯多·杜伊勒里，禁止停车区域。
“你现在还有时间去逛罗浮宫，”斯普莱特恶毒地说。“要去的话只要走10分钟就到了。邦德上校，请把我们的话认真对待。”
他确实会认真对待。他从来认真对待法兰西。每一位酒店的客人，在他们住进去时，仍然必须填写一张小卡片，包括所有的细节和护照号码。当地警察在夜里收走这些卡片，输入到中心计算机里。他们会知道每一位来访者在法国的住处，这些信息导致了很多的拘留。虽然有那个现在仍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的欧洲共同体。比起英国来说，法国对于来访的人更加猜疑。在英国，强硬派一直建议政府采用法国的模式，给每一个人立档案。法国公民是必须携带身份证的，而在邦德写的书上，认为这样对于控制犯罪率和恐怖分子的活动并不是件坏事。
“谢谢带了我一路，”当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开走时，他说。
在他的余光所及之外，他意识到还有一辆车也曾停过，并且重新汇入了车流。车牌子看着眼熟。在和法国情报部门的人——如果他们是真的——兜风时，邦德的一部分精力用于观察周围。尤其是每当有车超过或并排时，他会注意那些车的车牌号。这是一种职业的反应。假如有一个车牌子出现一次以上，就有可能是什么人对他们感兴趣。比如刚才那辆跟在斯普莱特和姑娘之后的车。
他向后扫了一眼，似乎是在确认自己的方位。有几个人映入了他的眼帘，在杜伊勒里花园的角上，他一眼就确定了其中的一个。一个穿雨衣的女人，那件雨衣也许是可以反穿的。她的头上包着一条赫尔姆斯围巾，却没有拿手袋，连个背包也没带，这对于女人来说有点不正常，但对于盯梢者来说却是很正常的，他们把那些零碎装在口袋里。而手袋、大号的钱包和背包，就像鞋子一样，不容易改变。
他开始穿越杜伊勒里花园，小赫尔姆斯给人一种清晰的感觉，她并不打算朝这个方向走。那么还有多少对眼睛在盯着他？他不知道，而且在像杜伊勒里花园这种开阔的地带，甩掉他们是很困难的。如果说他不是漫无目的地行走，他可以回到伊维利大街，钻进地铁站里，只不过需要几分钟。虽然他需要速度，但邦德不想显得太匆忙。这会与周围的气氛不谐调，哪怕是在天已经黑下来了的傍晚。
在巴黎，杜伊勒里花园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它有极好的正规的布局，美丽的树木、池塘和雕像。这个花园是个休闲的场所，虽说那些在历史上死于暴力的鬼魂还留在这里，但除此之外，这里是个祥和的所在。大屠杀、纵情声色、风流韵事全都发生在这里，这一特定场所，这是凯瑟琳·德·美地奇女皇当年建造的，而现在早已灰飞烟灭了的杜伊勒里宫殿。
宫殿当初耸立在罗浮宫的两个宏大的凸出的西方拱形建筑之间，在他的右边可以看到罗浮宫。只有凯旋门的竞技场仍然保留着。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里他总是能够直观地感觉到过去和现在的融合，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总是能通过时间的镜子，不留痕迹地与现在融合成一体。凯瑟琳女是从来没有在这个宫殿住过，因为她的星相师曾警告过她，那个星相师也许是正确的。历史就是一段漫长的死亡与毁灭的故事，而那宫殿最后以1870年的大火与被洗劫而告终。
这时，花园呈现出一片表面的平和，一个供情侣们漫步和保姆们带着孩子们玩耍的场所。而邦德熟悉的是那似乎刚刚过去不久的更加邪恶的时代。
他看了一眼右边的拱廊，当年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掀起了波澜，那是另一些意外，另一些险境。他记起好几次在这里的会面，在鲜花与安详的雕塑之间。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与一位逃出苏联大使馆的特工见面。那次比今天还要糟，当时是冷战的高峰， 那些游客、 情侣和推着婴儿车的保姆们竟然全都变成了他的老对手“斯莫施”（克格勃下属的一个分部）的队伍。在那次事件中，他们都是去要他的性命的。
现在，过去发生的事儿几乎就要重演。危险越来越近，他加快了脚步。由于感觉到死亡正在一步步从他的背后接近而嗓子发干；那种熟悉的危机感，还有考虑到对手可能在武器和人数上大大强于他的恐怖。而且直觉告诉他，这次是有生命危险的。在上一次的事件中，他直接顺着拱廊穿过罗浮宫，在那里，他带着他们在好多楼层的陈列馆里跳了一场悲壮的舞蹈。他甚至就在那边，在一层的埃及古代文物厅杀死了两名“斯莫施”的敢死队员。他又一次闻到了血腥味，看见了尸体，其中之一是个苏联女人，她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和母亲。他杀死了她，用一把刀子无声地结果了她，而且在背后拧断了她的搭档的脖子。那个女人流了好多的血，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一副生动的景象展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的嘴里发苦。
现在他没有时间像上次一样转移到罗浮宫里面。他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但是他确实嗅到了即将到来的死亡；秋天的傍晚飘来了一阵暴力的气息。
他向前直奔伊维利大街和杜伊勒里地铁车站。在他赶到车站入口时，他确信甩掉了戴赫尔姆斯围巾的姑娘，但他无法知道在他周围还会有多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旅伴，寻找可能是眼线的危险人物。他周围的一切都像是被放大了，所有的人都怀有恶意，从嗒嗒的脚步的回声，嗡嗡的说话声，震耳的喧闹声，置身地下的人群那又甜又酸的气味，以及从地下的隧道里突然刮出的一阵风，直到地铁列车自己发出的喧嚣。
他在歌剧院车站换了车，冲进了人群，走到一个站台上，然后转向相反的方向，他确信有两个人在跟踪他：他早就发现了的一男一女，他们和他曾在同一节车厢里，一直乘到北方车站，在那儿，他们都快速地换了装：正反两面穿的外衣、眼镜。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很重的提包，女人也背着一个笨重的包，邦德几乎看见了包里的枪支。
终于，他把他们甩在了车站大厅，从一个站台躲闪到另一个站台：在车开的一瞬间跳上车，然后又跳下来。
这一切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坐车、换车，使出浑身解数来摆脱跟踪，直到他百分之百地确定他的身后已经干净。再没有他见过两遍以上的人了，曾经成功地跟踪了他一路的那一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到了特罗卡德罗站，离他的目的地只需10分种的步行路程，一家坐落在克莱贝尔大道上的小旅馆，与凯旋门只有一弹之遥。
自二战结束以来，安勃旅馆一直是由同一个家族所拥有并管理着。安勃的三代人都非常成功地在一种安详平静的气氛中经营了这个虽说不大却也舒适、令人愉快的旅馆。现任经理安东尼·安勃是创立者的孙子，安东尼的祖父曾经与特殊行动执行组织的F分队， 即法国分队有联系，这个组织在纳粹占领法国时期领导着进行抵抗、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小组。
安东尼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已离开了巴黎，住在阿尔卑斯滨海省温暖的山麓地区，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而安东尼和他的太太杜尔希认识詹姆斯·邦德已经有些年了，在此期间邦德用过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他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一直是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是从没有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法国反谍报机关，本土警戒局发现或怀疑过的极得力的潜伏人员。安勃一家人就是同盟国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活的见证，甚至在双方友好关系的心脏地区，也在实行秘密的交叉颠覆。欧洲共同体之间的猜疑，同对长期敌人的不信任一样强烈。这一事实说明，各国的间谍游戏要一直玩到世界的末日。
安勃很少会拒绝一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成员，当邦德傍晚到达时，他很高兴地欢迎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