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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特邀嘉宾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电影制片人。至于他制作的那些影片的标题，娜斯佳连听都没听说过。制片人在咕哝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不时在脱口说出一两句明显的蠢话时打个结巴，而乌兰诺夫却根本就不帮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位电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显得聪明而又独特。当然尽管我们得承认，他也并未妨碍这位制片人。看起来，主持人作为一个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是一台没心肝的机器人，机械地提出头脑里随便想到的头一个问题，然后便开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谈话对手马马虎虎地回答问题。
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巨杯，上面写着广告词“别拉因”。制片人端起杯子，颤颤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呛了一下，于是，便开始长久而艰难地咳嗽起来。镜头知趣地挪到了一边，于是，整个荧屏立刻被乌兰诺夫的脸给占满了。这张脸正以冰冷的好奇心关注着咳嗽不已的对谈者。娜斯佳恍然大悟：这是在直播。如果是录像带的话，那么，一些冗长而又与信息完全无关的场面早就会被剪掉的。那么，在此之前也是这样？
一切都清楚不过。以前的节目都已上了录像带。如今，在编导和记者死去后，工作方式不得不改变了。以前剪辑过的片子都已放过了，上礼拜新拍的录像带根本来不及剪辑。在那辆被炸毁的车里，人和录音带录像带一起都烧光了……以后节目备用的全部素材，统统被毁掉了。如今乌兰诺夫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从事直播，直到新材料准备好为止。
然而，即使考虑到是为了应急，他的表现也还是很反常。的确，他肯定很难过，或许还很痛苦，可这首先理应对他的反应和运动机能产生影响，而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和这个节目的整个精神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技巧这玩艺儿不会因酗酒而挥霍。而且，显然，任何人都未改变这个节目的理念。那他为什么根本不帮自己的嘉宾，好让他们的样子多少能比较体面一些呢？
节目播放完了，荧光屏上闪烁着一组彩色广告的画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演播室的电话号码，沉吟了几分钟后，毅然拨了号码。
“我是卡敏斯卡桠，”当她听到话筒里传来乌兰诺夫的声音时，便自我介绍道，“看来咱们还是得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吗？”
“是的。当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话。”
“好吧，就今天吧。您该不会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罗夫卡去吧？”
“不必。我们可以在中间地带，比方说，从市中心到奥斯坦基诺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却从这笑声里捕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该不会蹲在地上写吧？”
“我们不做笔录，通常只有侦查才做笔录。我和您就只是随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我跟您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了。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不去寻找罪犯，反倒问题提个没完，这是什么，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这不过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轻声细语道，“说到工作作风问题，等见了面我再跟您说吧。那么，什么时候，在哪儿？”
乌兰诺夫说定了时间和地点。从他的声音里，娜斯佳听出他并不情愿，但公正地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然了无意趣。这是怎么回事，是精神负担过重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让多岑科调查金钱动机吧，而她要研究感情问题。她对此类动机更感兴趣。
“依我看，您的计谋太复杂。您就不能想个简单的吗？”
“可以。这当然可以。但计谋只有复杂才有意义。不能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呐。您说的这都是老生常谈！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
“您没听我说完。一个人，当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画面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虚拟和构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这条妙计，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哪怕多少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会饱受折磨，会绞尽脑汁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于是，他会对自己思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而这会使他日常行为反常。这，将起到销毁金属的腐蚀和锈蚀作用。”
“可假如他终于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觉得这种解释理由充足了呢？观察表明，他远非什么蠢货，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对所发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释，那么，他必定会把臆想当做十足的痴人说梦。迫害狂，物质化了的绝对恶的理念，黑暗的势力，外来人——一切的一切，无奇不有。就让他任意构想好了。反正这会以某种方式在他的行为上反映出来，从而破坏他与他人的关系。他的每个举动都会被人当做是疯子的举动，因而他周围的人会有相应的反应。请你相信我，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他的生活，并且描绘了这个对象的心理肖像，您已经有过多次机会来确证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的高度职业水准了。”
“那好吧，就算您暂时打消了我的疑心吧。但我还是要请您牢记，在我们生存的全部岁月中，这是一次最大的行动。这事涉及到很大一笔钱，假如我们搞不到这笔钱，那我就不得不认为，正是您使这一行动破产的。请您不要忘记我的话。”
“不会的……”
我并不是十分想与这位来自刑侦科的娜斯佳会面，可这次会面毕竟也有一些值得答应的因素。第一，有她在场，他们未必敢杀我，假定他们不会提前动手，那么，我肯定能及时赶到会面地点。那么，至少在与这位奇特的女士谈话时，我可以不必精神紧张，而能够全身放松，像军队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抽支烟了”。第二，这次会面必然会拖延回家的时间，而这同样基于如果回家是必不可免的假设。在家我当然生命无虞，维卡不会动手杀我，更不会往茶里下毒药。她专门雇了个人来杀我，现在，她正在等那人履行合同。可无论如何和她呆在一起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考验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冲什么来的？天呐，要知道我是那么爱她，一点儿都不愿得罪她，一点儿都不愿意剥夺她。可我也并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她已经这样决定了，这也就说，她认为这么做对。而我丝毫也不愿弄清我与她的这层关系。我愿意承受来自她手中的一切，哪怕是死亡也罢。
我约定在地铁口旁边的农庄广场与那位女士会面。如果下雨，我们就在车里坐一会儿；而假如天气没变化，那我们可以在露天咖啡馆里喝杯咖啡。不知道她得迟到几分钟？能够准时前往事务性会面地点的女人，显然还尚未降生呢。
可使我吃惊的是，娜斯佳没有迟到，而且，当我走近农庄广场时，她已经等在约好的地方了，尽管离约会的时间还有大约十分钟。而我之所以为自己预留了十分钟，正是为了防止万一在里日区发生“交通堵塞”的，雨没下起来，我下了车，提议和她在路边那十分洁净，但桌腿儿稍有些弯的桌前坐一会儿。
在此之前我曾经见过娜斯侄三四次，跟她说过话，可我以前居然没发觉，她的穿戴好不奇特呀。她身上惟一贵重一点的就是脚上这双旅游鞋。这双旅游鞋或许和她手上那枚订婚戒指一样值钱。其余衣服——牛仔裤、短上衣和脖子上的围巾——都是毫不起眼的暗色调的廉价货。我听说警察们工资微薄，凭那点儿工资能穿什么好衣服？说不定她为了买这双“旅游鞋”攒了整整一年钱呢。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的节目是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我一耸肩，“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跟以往大不一样。”
“这是直播，”我解释道，“它跟预先录制剪辑的片子比，总是不大一样。”
“从今往后将总是那样？”
“我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能够取代奥克桑娜做节目的记者究竟什么时候能来。”
“我不明白，亚历山大·尤里那维奇，”她问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记者不可呢？”
我不喜欢她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简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这一节目的一贯宗旨。假使我们的编导维佳还活着的话，他会为我做出这样的活儿而把我的脖子拧断的。我把与电影制片人的谈话弄得那么糟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看得出来，对此，任何以压力和心情抑郁为由进行辩解都是徒劳的。我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没必要在直播过程中进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着急呢，既然没了维佳和奥克桑娜，这节目最晚再过一星期使会完蛋，而我本人呢，也会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人已经都死了。别看我现在还能活动，还在出气，还能进食，还喝带酒精的饮料，我还在说话，还能给人以一个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来说，“明天”甚或“过一小时”这类概念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话，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能说他是活人吗？
“您瞧，”我十分客气而又不耐烦地说，“一个主持人应对自己的交谈者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使公众对他的谈话产生兴趣。假如这节目一周只有一次的话，那我就有足够时间深入了解这位嘉宾，预先想好转播的步骤。可是，由于这节目天天有，所以，在一周之内与五位嘉宾认识并准备好谈话，这在我来说从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记者也还是为此。记者的职责是与未来节目的嘉宾见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趣味和习惯、观点和问题。在此之后，在汇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后，与导演一起坐下来准备节目。谈话的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没意思的话题被删掉，而对有趣的问题加以突出和强调。主持人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介入。奥克桑娜是个难得的天才，她能及时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于她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要想取代她，仅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有三个人。这事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此，在新记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尽管维卡总是说我连撒谎都不会。可我是不会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女士讲我们节目的真实情况的……
“我正在力图汇总维佳和奥克桑娜在临终前几天内的所有活动，”娜斯佳说道，“我这里还有几个空白点。对您的同事，您或许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已经都告诉您了。”
“这么说，您无可补充了？”
“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当然谈过。可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在场。但他既没跟维佳，也没跟奥克桑娜在一起。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那几位同事，除了与您的节目有关的工作外，还对某一别的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是商务？”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谈话进行得毫无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显然不急于到哪儿去，至于我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又能有什么急事呢？急着到坟墓里去吗？有意思，我的维卡究竟订了个什么约定？说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内把我给干掉，公墓里人家已经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周围，说不定受雇的杀手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等着我和刑侦科的女侦探分手吧？周围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雇的杀手长什么样。嗨，算了吧，叫他见鬼去吧。要知道或迟或早，他总会找到我的。人们还不曾想出过摆脱杀手的虾办法呢，这个，甚至连高官显贵直到总统也难免不被人刺杀。
“您住的地方远吗？”我忽然问道。
“您住的地方远吗？”乌兰诺夫忽然问道。
“很远，”娜斯佳道，“在谢尔科夫路。怎么？”
“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诚恳地说，“可这多不好意思。这不会使您为难吧？”
“不会，”乌兰诺夫不知为何开心起来，甚至他的脸色也开朗了，“我反正要到那个区去一趟。两人做伴路上更快乐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