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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我不能，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要知道我去看了案发现场，我记得，屋主人当时十分惊恐。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事总有些蹊跷。”
“我要告诉你的是：把它忘掉！”格梅里亚提高嗓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这场戏是专门演给白痴们看的。主人十分惊恐？当你回到家发现门锁被撬时，我倒要看看您有什么反应。看来，你在警校心理学教得不够好，总想从一切事上找出有逻辑根据的罪恶阴谋来。可人身上还有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致人根本就无法对付它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双手打颤，嘴唇哆嗦，目光游移不定，眼神疯狂，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可结果怎么样？原来，不过是因为他背后那部电话机发出了响亮的丁零声而已。喏，办公室有两部电话机，他看到了其中一部，而另一部他看不见，当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响，于是，就吓了一大跳。此人，你明白吗，他的特点是，经受不了响亮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我看见，被害者站在平地上还一个劲儿害怕，十分钟后仍定不下神来，于是我开始神经质地寻找能让他有所反应的关键话，从这个方面慢慢地接近他，我差不多连童年时代的回忆都跟他聊到了。因此，就是要本着科学的所有法则来刺激刺激他。要给他设计一个心理圈套。竭力从言谈话语中捕捉他。我在这件缺德的事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查清，原来是电话的缘故。充其量就这么回事。可我居然会幻想，等这人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时，想必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戴，就这么着，我只要把手一挥，就能把他从一个普通证人，啪的一下变成主要怀疑对象。你算了吧。这全是因为你对心理学和生理学考虑得不够，所以，我要再次提醒你，伊戈尔，把盗窃案忘掉吧。把它从你那漂亮的脑壳里抓出来，丢给鬼妈妈好了，你得调查一下有实际理由对公布我们从戈托夫齐茨家里找到的那些材料有可能感到害怕的人。”
天近傍晚时，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回到了彼得罗夫卡，在走廊里，他和娜斯佳撞了个满怀。娜斯佳刚从卫生间出来，一手端着盛满水的水瓶，另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净的杯子，杯上还滴嗒着水珠。
“阿霞，你和格梅里亚工作过吗？”他急遽地一转身，跟她并排走着，问。
@奇@“工作过。”
@书@“一般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正常吗？”
@网@“太正常了。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早点下班，好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他是个好男人。你应该能喜欢他的。”
“为什么？”列斯尼科夫疑惑地问，他可对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格梅里亚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是个警察，在调查科呆了十五年，前不久才调到侦查科。他很理解人心，对违反规定者从来不是抓住不放。他可不像你那位科斯佳·奥利尚斯基。科斯佳甚至能因为阿尔·卡波涅不交税而把他关进牢房，而在格梅里亚手下，这个暴徒休想长期混下去。这相似性还不算不可理解吧？”
他俩一起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娜斯佳从柜子里取出一块毛巾，在擦干湿漉漉的杯子。伊戈尔倒换着脚，一声不吭站在屋子中央。
“你怎么不说话？”她问，“有话倒是说呀，别闷在心里。”
“你还记得我对戈尔托夫齐茨最初的印象吗？”
“记得。你说他被吓坏了。”
“你自己对他的印象你现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不知为什么事怕得要命。你我都看出来了，还根据这一迹象进行了一番猜测。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戈托夫齐茨发现有人跟踪自己，这把他给吓坏了。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患了迫害狂，因此才神经过敏。你怎么搞的，都忘了？”
“那倒不是……”
伊戈尔站在那儿又晃悠了一会儿，随后，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了。娜斯佳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不喜欢与别人的身体贴得太近，总是尽量或站或坐得离谈话人尽可能远一点，而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便会生气，甚至会失去自制力。至少，在这种场合下，他的思考力会明显下降。
“格梅里亚认为必须把破门撬锁这件事从逻辑推理中撇开，”他终于说道，“这个环节只会害事。他说这件事是有人故意纳入逻辑链里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入迷途。”
“格梅里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娜斯佳不知该如何回答列斯尼科夫的话好，便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他有这种感觉，那值得听取，他阅历丰富。”
“在发现戈托夫齐茨夫人的尸体以后，他可是并未审问过他。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初次去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时，还对此感到惊讶来着？”
“记得，可那又有什么？”
“既然他那么谨慎，有经验，怎么还会那么做呢？这可是太不合乎职业规范了：连死者的丈夫都不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放戈托夫齐茨回家？”
“我不知道。或许是急着办什么事吧。也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所以，格梅里亚不过表现了一种人性，而不再折磨一个刚刚指认其妻子尸体的人罢了。我不明白你了，伊戈尔。你哪儿不好受？”
“是的。”
他猛地向娜斯佳转过身来。
“是的。我不喜欢格梅里亚。我也不喜欢让他来领导侦查。他正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讲述一些在赶集那天连一文钱也不值的童话，他不想让我们继续调查盗窃案。他想用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说什么罪犯非常狡猾，他们能预先猜到我们的推理步骤，竭力想要操纵我们。我不信他的话。”
娜斯佳打了个寒颤。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呀！她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吗，每逢那时，她就觉得身边都是些陌生人。她身边的人，只想碍事，想把你搞糊涂了，想坏你的事。但此刻，她感到自己比此时此地的伊戈尔更难，因为每次她碰到的都是自己人和熟人。此人就在同一个科里，你和他每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议论各种琐事，你向他借几个小钱，你把最后一片头疼药、最后一支香烟同情地给了他。可格梅里亚……有什么，格梅里亚在检察院工作，无论是她还是伊戈尔，都和他没有私交。这事当然很讨厌。但还不至于为此而痛苦。上帝啊，千万不要让伊戈尔感受娜斯佳在这个冬天里所曾经历的那种痛苦啊。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普拉东诺夫案？”列斯尼科夫忽然问道。
“怎么会不记得。这种事是忘不了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位朋友。有一次我探问过他。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可却原来是个告密者。而我这个傻瓜，居然还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既然我没有一下子就喜欢起格梅里亚来，那或许是我错了吧。”
“伊戈尔，这类事一般人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你或是相信一个人，或是不相信，这就完了。这是你自己的直觉问题，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他的。只能听从你自己。如果证实你对，你是好样儿的；错了，过失在你，你还打算跟科洛布克说这件事吗？”
“我。”
列斯尼科夫脸上的惊奇表情使娜斯佳也不由得笑了。
“你说什么呀你！我之所以对你说，不过是因为你也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我想，说不定，你能给我一点有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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