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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让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卢托夫说道，“要让我帮您办好一切手续，我想我未必能像办理离婚那么快。”
“这我能理解。”
“明天一早给我来电话，我会告诉您该到哪儿和去找谁。”
“谢谢，”我热情地感谢他道，“要不是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或许我早就死了也说不定。”
“得得，您就别夸大了吧。祝您一切顺利，明天见。”
可要知道我根本就没夸大什么。卢托夫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的话在准确性和真实性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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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勃拉兹佐娃轻而易举地就采取了决定。当然啦，她也不是没有过一丁点儿怀疑，但她却很轻易地就能克服多余的犹豫不决。在多年的侦探工作中，她曾不仅把许多小骗子和贪婪的白痴，而且把从事非法交易的真的鲨鱼送上过法庭，这工作使她变得生硬而严厉。和那位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她在这种生活中很少为什么害怕过。因此，假如问题如她所说，不涉及生死，即使解决错了也不致危及任何人的生命的话，她是不会长久犹豫不决的。
女巫师伊涅萨被杀案被不可容忍地搅乱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有错的也就是她一个人而已，当然，有些客观条件也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些客观条件不容许奥勃拉兹佐娃把归她侦破的所有18件案子统统认真地、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离出发去休产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把案子无论如何从其所在的死点上稍稍往前推动一点的惟一一次机会，是与戈托夫齐茨教授的交谈，在后者的办公室里，几年前，英娜·帕施科娃曾接受过咨询。另一次机会是亚历山大·乌兰诺夫，此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居然到伊涅萨的一个顾主——卢托娃·瓦连金娜·彼得洛芙娜家去过。当然，塔姬雅娜不会指望乌兰诺夫会开诚布公地说出一切来，但却可以通过他接近卢托娃，或至少可以对她了解得更多一些。侦探工作的丰富经验告诉她，她根本别想从“卢托娃——乌兰诺夫”这条线索得到点什么。所有人相互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两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相互认识，这种事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对此，我们同样无可指摘！乌兰诺夫是何许人呢？电视节目主持人，一个漂亮、自信、下流的家伙儿。卢托娃是个什么人呢？根据侦查员提供的材料看，不过是幼儿园里的保育员。他俩之间能有何共同之处呢？可又有什么不可能呢——爱情，或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温情和友谊，难道这就足以成为怀疑其与女巫师被杀案有关的根据吗？不，当然不，这不是什么理由。在这件事上，直觉并未告诉塔姬雅娜些什么，但她却为这案子久拖未决而深深自责，愧疚难当。近来，她每每为将要降生的孩子而陷入沉思，而与此无关的一切，有时在她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不具有任何意义。而这一点在工作中也表现出来了……因此，塔姬雅娜在浏览了待决案卷以后，决定在开始休假前的这段时间里，尽自己的努力再尝试一下，哪怕她所采取的行动看上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也罢。既然她已决定调查女巫师伊涅萨所有顾主这条线索，那么，就得把已经开始的调查进行到底，收集所有有关人等的材料。真的，不能把所有重担放在侦查员的肩上！自己也该采取点行动了。何况，与乌兰诺夫接触是唾手可得的事，再不利用岂不是罪过吗？
塔姬雅娜决定传讯戈托夫齐茨教授。传票已经办好，塔姬雅娜已经决定把传票送到秘书处时，伊拉奇卡来了电话。
“你别忘了今天你得去看医生呀？”她严厉地说道。
“忘了，”塔姬雅娜说道，“这么说真的非今天不可吗？”
“丹娘，我不知道，”从伊拉奇卡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情绪不佳，“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同一件事我得提醒你多少次才行！我已经告诉你一百次了，你的医生5月1号要休假去，你无论如何也得在最近去看她一次的。我告诉你一百，不、一千次了，三十六岁才生头生子，这可不是开玩笑，再说你的身体也不好，你得经常去看医生。我告诉你一百万次了，我已给咨询处去了电话，给你预约今天6点半去的。你要是今天不去，下一次就得去找另一个大夫，而那人兴许从来就没见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地方特别，所以，搞不好会有什么顾及不到也说不定。喂，你醒过来了么？”
塔姬雅娜皱起了眉头，把话筒从耳边拿开，话筒里那声情并茂的演说仍在继续。
“全部在开倒车，伊尔卡。请不要这么激动。我全都记得。你哪儿来这么大劲头训我？别忘了毕竟我还比你大呀。”
“你不是比我大，而是比我蠢，”伊拉奇卡说道，“答应我，现在就去咨询。”
“我就去，行了吧。”塔姬雅娜叹了口气道。
“就今天。”女亲戚严厉地说。
“好吧，就今天。”
“6点半。让我给你这个笨家伙儿翻译一下：是差30分7点。别想跟我撒谎。到时我就坐在咨询处，就坐在你那位医生办公室的门口，亲眼看着你进去才算。”
“你可别这样，”塔姬雅娜无奈地说着，不由地笑了起来，“我还得干活儿呢。”
她放下话筒，瞧一眼表，随后，看起摊在面前的文件来。巧得很，戈托夫齐茨教授住的地方，离她6点半就要去的那家咨询处不远。何必用传票传他来一趟呢？何不公事私事一块办呢？
她拨通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电话，后者答应全天都在家等着，于是，塔姬雅娜便准备动身。她到装在衣橱门里的镜子前照了照，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忧郁的笑意。怀孕不会令任何人好看的，假使是一个身条姣好的女人，怀孕已七个月了，任何人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将要生小孩了，那么，一张晦暗、浮肿的脸也不会令人感到漂亮的。而一个如塔姬雅娜这样的妈妈，则只会令大家感到，她不过是一个胖女人罢了。胖女人还少吗，而胖女人更兼脸色晦暗、脸上浮肿的，那就更多了。喏，这样的外貌足以令人满意了吧！斯塔索夫的确曾肯定说，塔姬雅娜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是一切方面都最可人意、最优秀的女人，可这只是斯塔索夫个人的看法，其他男人却会以批评的目光来审视她的。更何况她的自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好。伊尔卡说得对，在她那种年龄、那种体重下生头生子，对于神经脆弱者来说，并非什么好主意。不过，话说回来，塔姬雅娜·奥勃拉兹佐娃可不是一个神经脆弱的女子。
充满烦闷和恐惧的又一天过去了。他还得过多少天这样的日子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并不以勇敢坚毅著称，可只要他身边有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在，这类品质对他来说还不是必需具备的，因为所有最难处理的问题，都由妻子一手包办了，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弄清妻子的意图并且服从就是了。而这样他就很满足了。尤丽娅是个很有理智、心地善良的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早就在心里得出结论：她不会出坏主意的。
可如今剩下他一个人与恐惧做伴，况且，这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生与死的恐惧。儿子米申卡在英国，尤丽娅把他送到那里去学习，好在儿子的英语说得和母语一样流利，他从小就学会说英语了。米沙住在尤丽娅的表妹家，她表妹在许多年以前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后就去伦敦定居了。戈托夫齐茨并未叫儿子回来参加葬礼，不是因为花费大，钱他是有的，而是因为孩子们都不喜欢悲哀的事。孩子如果就在身边、在莫斯科，身边还有个把亲人，一般说，可以由这位亲戚出面来操持一切的话，是一回事；而如果说孩子只有八岁，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坐飞机穿越整个欧洲来参加母亲的葬礼，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尤丽娅的表妹也不打算来，路上的花费她可承受不起，她倒是可以把孩子送到机场，可那以后孩子就得一个人孤零零、惨兮兮地忍受丧母之痛，他那小小的心灵哪儿能承受得了呀。不，最好还是让孩子留在伦敦好了，让他离坟墓、花圈、安葬辞和眼泪远一些的好。
米申卡远在天边，尤丽娅已不在人世，剩下一座空荡荡充满恐惧的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害怕接电话，而且，只要门铃一响，他就浑身冒冷汗。可他又不能不接电话，因为事关尤丽娅被杀案的侦破问题，警察局每时每刻都可能需要他。对警察局来人他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使得他有可能哪怕暂时把电话掐了，更不用说这使他再不必非得出门上街不可。在尤丽娅葬礼后他一次都未出门。面包早就用完了，糖也快断顿了，其他食品也快用完了，已经到了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生活的时候了，可他无力去想。恐惧剥夺了他行动的力量，使他既不能有所想，也不能有所动作。戈托夫齐茨如今只等着刑侦处那位格梅里亚和那个娜斯佳来访。他不害怕他们，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并未杀妻子，所以，他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任何问题。侦察员格梅里亚当然是一个机灵能干的小伙子，对他的回答又是听又是记的，可从他的脸色看得出，对他的话，他连一句也不信。那就让他不信好了，只是不要叫我到他那儿去就成。而那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姑娘——阿娜斯塔霞——倒是很有意思。甚至有几分令人感动。眼神是同情人的，总是点头不止，看来对所说的一切都是相信的，也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也是，看起来警察里面也有患神经官能症的。可话又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可稀奇的呢，他们干的就是那种工作么！对这位姑娘，他的分析是足够透彻的了，如今，只要机会合适，一旦必要，她就会说戈托夫齐茨教授是一位高级专家，只要她这么一说，天平上就会丢下另一个砝码，而这天平，就是衡量“要”还是“不要”邀请他去内务部工作的。而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很想。内务部一位高官的侄女告诉过他，说他的名字已经上了候选人名单，现在只需等着就是了。
而这会儿又有一位叫奥勃拉兹佐娃的女侦查员要来。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呢？无论如何，尤丽娅毕竟还是一个国家杜马委员呢，或许在侦破她的被杀案上，投入不少人力了呢。说不定，那个格梅里亚被上司从此案中解除了，因为他没搞出什么结果，所以被别的侦查员取代了吧。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把电话给掐了，到明天早晨以前不必接通电话了。假如有人找他，那么，奥勃拉兹佐娃事后可以作证，说他一直都在家，哪儿都没去，也没有躲避侦查员之企图。
只是，得把屋里稍稍收拾一下……戈托夫齐茨拿起抹布，想把家具擦一擦，可突然浑身无力地坐倒在沙发上。他什么都不想做，干什么都没力气。让尘土见鬼去吧，他才不收拾屋子呢。在女客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吗？可这又有什么不自在的呢，如果一个男人刚刚埋葬了妻子的话，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无论是空空的冰箱还是不曾收拾过的房间。
门铃响起时，他恐惧地呆立在了原地，惊得连一动也动不得。“去，开门去，”他对自己说道，“这是侦查员到了，她来过电话，打过招呼，说大约4点半到。现在是5点差20分，或许就是她来了吧。即使不是她，那她反正也该到了，那些人也来不及把我怎么着。去吧，开门去吧。可要不是她呢？”
每次去开门，戈托夫齐茨都在心里默默与生命告别。此刻，他同样在心里皱紧了眉头，走到前厅，与此同时，他的腿都不会打弯了。门上没有装“猫眼”，一直都想装，可就是没装。
“谁？”他问话的声音连他自己也听不到。
“奥勃拉兹佐娃。”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他道。
开门的手指在发颤。门终于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浮肿，眼神疲倦。
“您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问好道，“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在把胖女人让进屋里时，他退到了一旁。看见行动十分不便的她在脱雨衣，戈托夫齐茨心想，原来警察中也有这号人。不是像格梅里亚那样机灵能干的男人，而是这么一位大妈，身体臃肿、行动笨拙，脸色病态，眼神漠然。对这种婆娘，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会连皮都吞了，对一切都深信不疑，她工作忙得要命，对她来说，最要紧的是赶紧回家和做饭，弄不好每间屋里准保有三个孩子，戈托夫齐茨思忖道，她身上多余的脂肪可是太多了，照她的身材看，她可是太像那种婆娘了，她们每生一个孩子，体重就得增加10公斤。而她们的丈夫又当如何呢，或许和她一个样儿，要想养活这样的丈夫，恐怕光做饭就得一整天吧。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不妨就在厨房里坐一会儿？”他问道。
厨房相比而言并不大，因此，戈托夫齐茨把他保持得还多多少少像个样子。他觉得把侦探领进乱哄哄尘土飞扬的屋里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可以，如果在那儿您觉得更方便的话。”奥勃拉兹佐娃同意道。
她坐在餐桌前，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公文夹，又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笔录纸。
“我叫塔姬雅娜·戈利果里耶芙娜，”她看也不看戈托夫齐茨一眼，说，“您不想让我看一眼您的身份证吗？”
他默默地递给她身份证。那证就在厨房里的一只小箱子上搁着。格梅里亚到他这儿来过三次，每次都跟他要身份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把身份证放在手边。谁知道呢，或许警察制度便是如此！
“我那位同名者怎么没来呢？”他问道。
“您指的是谁？”奥勃拉兹佐娃一边疾速把身份证上的数据抄写在笔录表上，一边问道，同时连头都没抬。
“侦查员格梅里亚。鲍里斯·维塔里耶维齐·格梅里亚。”
“不知道，他或许在班上吧。您需要见他吗？”
“不，我不过是……我以为，既然您代他来了，那么，或许是因为他病了，或许是因为他休假去了，再不就是他被调离此案了。”
“可您怎么就断定我是代他来的呢？我是我，而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