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 第56部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但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屏幕暗了下来，我仍坐在原地，呆若木鸡。突然头部一阵剧痛，心疼得抽搐成了一团。

“他向您许诺了什么？”娜斯佳问。

我说不出话来。理智拒绝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卢托夫不会欺骗我。就算他是个骗子，一个头号大骗子，可是他答应帮助我，就会信守诺言的。因为我再也没谁可指望了。我无处安身，又不能回到维卡身边——我无脸见她。留下来继续主持节目也不现实——我已宣布辞职，很快就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其他的节目组也不能接纳我——我臭名昭著。帮手死了，我无法把节目办好，新闻媒体大放厥词，我只好偃旗息鼓——谁需要这种人工作？如果我现在说出卢托夫，他会很不痛快，这种情绪会波及我准备去的危机中心，我将一无所有。

“乌兰诺夫先生，我再问一遍，卢托夫向您许过什么诺？”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费力地嘟囔道。

“您认识刚才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

“您在撒谎，乌兰诺夫先生。您去过他家，这点他的妻子能做证。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想令他恼怒。我尊重您的感情。所以我只作分析，而您同意就点一下头，不赞同就摇一下头——不过我希望您能正确地判断。某个组织觉得您对他们很有用，简直梦寐以求，于是开始策划反对您的行动。于是某个危机中心的头头来到您的演播室——您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卢托夫有联系。卢托夫迈出了第一步，和您交往，但看来没多久。随着对您的接近，他们开始有目标地采取积极行动。起初他们杀死了您节目组的经理安德烈耶夫和记者邦达连科，让您难过几天后，又派一个人——就在我们所在的楼旁——高明地上演了一出戏。这个人无论与刑侦处、与警察局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能让您相信您的妻子为了摆脱您，雇了杀手。这之后，死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您。您的生活成了一场噩梦，这时您想到了卢托夫，确切地说，他使您无法忘怀——您好好想想吧，乌兰诺夫。为了把您弄到手，杀死两个无辜的人，他们仍没罢手。为了使您跌落马鞍，他们杀害了两条性命。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您不感到可怕吗？”

我不愿听她说。她在讲什么呀？说什么胡话！这一切都是设置的圈套？但为了什么？不，不，不可能。卢托夫是个善良、聪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牵扯进这件案子的，他只不过想帮助我。

“您在编织谎言，”我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您的每句话。”

“那好，”她出人意料地轻松地赞同我，“请您说服我。我准备听听您的理由，但请您不要忘记塔姬雅娜——就是卢托夫利用新闻媒体给她使了绊子，然后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请不要排除对这件事的评判。还有，假如我判断错误，谋杀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那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出雇佣杀手事件的呢？”

我试图说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乱哄哄的。说服她卢托夫什么过失也没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其实我明白，是我想尽力使自己相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谁也无法更改。

“您好好想一想，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娜斯佳说，“塔姬雅娜的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有一个十岁的美丽的女儿，报界开始攻击塔姬雅娜时，她与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小女孩又哭又闹，爸爸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再爱她了，是自然反应？大概是吧。爸爸，塔姬雅娜的丈夫，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看女儿，安慰她，让她相信他是爱她的。突然，塔姬雅娜听说丈夫每晚不是到女儿那儿去，而是陪着穿着尉尔萨奇牌名贵西装的前妻——社交圈漂亮的交际花——到公司所属的豪华酒店。您想塔姬雅娜心情该多糟啊！恰好在她肝肠寸断时一个善良的记者主动来帮助她。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塔姬雅娜当面问丈夫是否和前妻一起去过酒店。丈夫一头雾水——他根本没去过那儿——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好心人不只是说见到过他，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塔姬雅娜的丈夫想知道真相，就跑去询问前妻——形象点说，是逼供，结果问出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她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追求者，但他们很清白，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他甚至送给她一件尉尔萨奇牌西服，还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而对她就只有一个请求：挑拨女儿反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这些。小事一桩，不是吗？但奖品却是一千多美金的西装。”

“别说了！”我不能控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

绝望啃啮着我的心。天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让我怎么办？您！使我丧失了一切！最后的希望啊……不要碰卢托夫，我恳求您！”

我满口荒唐话。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丧失了理智。

“是！就算他故意安排的这一切，就算他杀了人，就算是他造成我和维卡离婚，使我失了业，但他已经犯下了错误，您懂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回这一切——就是让我接受他的帮助。是您毁掉了我的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