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碎了玻璃，小妹妹，”车主坚持道。“换块玻璃得花我20美元。你赔不赔？”
“我干吗赔？这是我父亲的车。”佩吉答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车主问道。“我要看看你的身份证。”
“不行，”佩吉挺坚决，“不要说是你，谁也无法叫我掏身份证。”
车主被她激怒了。他一把抢过她的手提包。“还我，”她尖叫起来，“马上还我。”
他从手提包里掏出身份证，便把提包还给她。“西碧尔·伊·多塞特，”他大声念着。“是你的名字？”
“不是。”佩吉说道。
“那你拿着它干吗？”他怒喝道。
佩吉不作声。她当然不会把那位姑娘告诉他。
“给我20块钱，”他下令道。“该死的。给我钱，在这张纸上签个字，我们就放你走。”
佩吉大怒了。等那车主用手指指着她要钱时，她便使劲咬他的手指。“该死的，”他唾沫横飞，“你，西碧尔·多塞特，把钱给我，我们让你走，怎么样？”
“我不是西碧尔·多塞特，”佩吉冷静地回答。
那男人仔细看了看相片。
“是你，没错，”他深信不疑。“相片下面有你的名字。你是西碧尔·多塞特。”
“我不是。”
“那你叫什么名字？”
“佩吉·卢·鲍德温。”
“化名，”穿棕黄色衣服的男人道。
“她说她父亲的名字是威德拉·多塞特，”穿灰衣的男人说。“这里有问题。”
“肯定有，”穿棕黄色衣服的人附和道。
佩吉想脱身，但根本动不了。这时她才明白，她不仅身体动不了，内心也动不了啦。事实上，是因为内心中发生变化，她才一动不动。
坐火车来这可怕的小镇，并不是由她作主指挥的，现在正掌舵的，也不是她，她知道。她还知道：有自制能力的是西碧尔。她能感到西碧尔在那车主没完没了地叫唤“配玻璃得花20块钱，你得赔，不然我叫警察”的时候把手伸进她俩的手提包。佩吉能觉得西碧尔把两张十元的钞票递给那可恨的男人。
他在一本活页簿上写了些什么。“好啦，”他说，“签个字。”
佩吉能听到西碧尔坚定的回答：“不签。”
这一次，佩吉为西碧尔而自豪。挺身卫护我们俩的一般不会是她，佩吉想道，但这一次的确是她。
“你要不签字，”那男人低声道，“我们就不放你走！”
佩吉瞅着西碧尔正在看那张纸条，但不知那纸上写些什么，只有几个字露了出来：“车主。”
车主？她吓了一跳。真的不是父亲的车？佩吉到这时才明白这一点，便又想逃跑。但车主紧紧抓着她，还塞给她一支圆珠笔，命令她：“签字！”他把那张纸举到她脸上来，“你把我汽车的玻璃打碎。你只赔了玻璃，没有赔我的不方便之处，更没有赔我配玻璃要花费的时间。其实你应该多赔……”
“你记下了我的名字。你说我可以走了。我现在要走，”佩吉口气挺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我签名不可。”
“你说这不是你的名字呀，”他答道。“你太过分了，走吧！”
佩吉走回车站。她坐火车回家时回想那些人为一小块玻璃而大惊小怪是多么愚蠢。
等到佩吉回到她同西碧尔合住的那间宿舍，天已快黑了。黄昏时的微光投在天花板上、梳妆台和椅子上，就象她俩在学院本科生时代所住的宿舍一样。
佩吉甩掉鞋子，往床上一躺。然后又翻身起来，赶快去开那袖珍唱机。是放那“模仿鸟②小山”呢，还是放“高尔韦湾”？还是放“模仿鸟小山”吧，她随着唱片一起高唱。
她嘴里唱着，来到窗前，往外观望。宿舍庭院的树上闪耀着刚开始下的雪。她住嘴不唱了。她怕雪，怕冷。
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今晚在学校娱乐室有圣诞节前的社交活动。她厌烦白天发生的事，想参加这个聚会，把她厌烦的事忘掉。她想穿那件在百老汇一家中国商店买的苹果绿色服装。她本来去那里想买一把10美分的小纸伞，但一见到那套衣服，她就非买它不可了。
唱片仍在放着声。佩吉从她戏称为“我们的壁橱”中把那套衣服取了出来。她认为这套衣服跟她在麦迪逊大街的橱窗里看到的衣服一样漂亮。而且她这套衣服在这季度正风靡一时。只花了12块钱。其实，花30、40、50、80、200甚至300块钱也值。可是西碧尔总要来干预。当西碧尔只关心自己的事时，佩吉才最喜欢她。
佩吉穿上这套前面开襟的衣服觉得十分雅致。但不久前还对西碧尔所怀有的好感全消失了。她觉得西碧尔是她获得她所需要的东西和她表现自己个性的一大障碍。这套衣服唤醒了她蛰伏内心的对西碧尔（她们共同肉体的看护人、她们的一家之主）的全部不满。
西碧尔是佩吉生活中的严酷现实，有时可能是一个极为讨厌的人。西碧尔在壁橱中见到这套衣服时好象见到了鬼：它怎么跑到我的壁橱里来的？这张收据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干什么？
最要命的是这套衣服被她发现了。佩吉把它藏在壁橱顶层，那里是西碧尔放杂物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放，就是不放衣服。谁知道西碧尔会翻弄这里呢？
西碧尔会不会对钱发脾气呢？12块钱买这套衣服不贵。西碧尔有这钱。但西碧尔有她自己的主见。她会花钱去买家具、工艺品和药品等西碧尔所谓的必需品。
西碧尔总是把我买的东西扔来扔去的，佩吉烦恼地想道。对我的蓝衣蓝靴也是这样。我一天要拿两次，但西碧尔每次都把它们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是的，她肯定会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佩吉照了照镜子。挺美的，简直美极了。谁都会爱这衣服的。也许西碧尔并不是对衣服有气，而是对佩吉有气。不对，这是废话。西碧尔根本不知道有佩吉此人存在，这是佩吉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这并不讨人喜欢，但事实如此。
用一些珠宝可能效果更佳，佩吉一边在镜前打量自己，一边想道。戴上它，会挺有意思的。但她知道自己不会戴它。戴珠宝是件错事。他们不是在教堂讲过了吗？她不是在开始记事时就被叮嘱过了吗？但她仍旧喜爱漂亮东西。她犹豫了。西碧尔的母亲有一串珍珠。不，她不想戴它。她不喜欢西碧尔的母亲。这样一来，再戴这串珍珠就更不对了。
佩吉对着镜子照着，简直舍不得离开。她那显得有些矮胖的身材，并不使她入迷。但她喜欢她的荷兰发式、漆黑的直发、她的前刘海、她的圆脸蛋、她的翘鼻子、她那闪亮的蓝眼睛，还有………对了，还有她那调皮的笑容。她以前没有想到过，但她的确像一个小妖精。西碧尔，身材修长，脸型象一颗心，浅褐色的头发松松的拢着，眼睛呈灰色，表情严肃，从头到脚都是另个模样。难道那位好医生看不出来吗？伊丽莎白镇上一边看西碧尔相片一边看佩吉本人的那两个男人难道也看不出来吗？为什么人们老是把她当成西碧尔呢？
佩吉突然从镜前走开。原来是因为注意到自己嘴唇的缘故。那么丰满，那么大，是黑人才有的嘴唇。她怕见自己的嘴唇，甚至想象自己成了黑人。她害怕黑人，害怕人们对待黑人的方式。她拿起手提包，走出房间。
在宿舍的庭院中，雪花落在她没有戴帽的头上，沿着她的鼻子滚落下来。佩吉走得飞快，渐渐忘了恐惧。她发现自己还在哼着“模仿鸟小山”的曲调，目的似乎也是为了消除恐惧。
她来到娱乐室时，里面已挤满了人。学生们一群群聚谈着一切。室内摆着牌桌和乒乓球桌。西碧尔不玩桥牌或乒乓球，而佩吉爱玩。佩吉身手矫捷，动作协调。
佩吉朝着男学生观望。她觉得其中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斯坦。西碧尔对他们感兴趣吗？她可没有兴趣。斯坦还没有使西碧尔心碎；她还没有那么在乎。佩吉也没有感到心碎，一点也没有。佩吉祝愿西碧尔会另外找到一个她们都能喜欢的人。
长长的茶点桌上铺着可爱的白色花边的桌布。上面放着两个很大的有加热装置的俄罗斯铜茶炊。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佩吉突然想起自己在离开伊丽莎白镇上的小吃店以后还没有吃过东西。她知道自己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喝茶，因为她的宗教信仰不容。不过那小三明治和小甜饼看来不错。她刚吃了一口三明治，便听见有人用有教养的中西部口音问候她：“好日子啊，西碧尔？”
“不错，”佩吉随口应答，抬头看看特迪·埃莉诺·里夫斯。这是一位俊俏的女人，尽管她不化妆，穿着随便，身材显得两头细、中间粗，还是挺好看。住在她隔壁房间的这位特迪总是叫她为“西碧尔”。很久以前，佩吉就已同意在必要时对西碧尔这个称呼作出应答。对伊丽莎白镇上的罪人来说，无此必要，但对西碧尔的好友特迪，情况就不同了。
“你这一整天在哪儿呀？我都为你担心啦，”特迪接着说下去。特迪，五英尺十寸高，宽肩膀，大屁股，小乳房，总是处于支配地位，永远扮演母亲的角色。佩吉不明白西碧尔怎么受得了她。佩吉知道特迪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西碧尔把这一天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但这一天不是西碧尔的，而佩吉并不想讲今天的事。
“很高兴见到你，多塞特，”劳拉·霍奇金斯走过来参加她们的谈话。“你说你不打算来，我很高兴你还是来了。”劳拉是西碧尔另一位朋友。佩吉仍是不露声色。
特迪·劳拉和其他几个姑娘聚在多塞特周围，都在讲克林格教授。突然间，多塞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支彩笔，指着墙，用一种有感染力的声调说了起来：“喂，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好听着。艺术，是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你必须专心致志，不然便是对灵感才思的侮辱。”姑娘们开始格格地笑了起来。佩吉，在一张纸餐巾上捣了两个大洞，把它变成眼镜的模样，架在鼻子上。她斜眼看着，说道：“雕刻也许是最古老的艺术。从其他课程中你们已经得知，它的技术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个史前人。你们也知道，石、陶或金属的相对永久性，是我们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镂刻铭文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其他文字记载终于削弱了雕刻的权威，并使各种绘画（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广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这‘巨（就）’是我要你们集中注意绘画，把它当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许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指的是鲁本斯、伦勃朗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不是指毕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达。后者是婴儿般的咿哑学语。他们所谓的实验，只是空虚的代名词。”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严肃女人，你为什么非要按这种愚蠢的传统作画不可呢？”
劳拉·霍奇金斯本来格格作笑，现已变成无法克制的捧腹大笑。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继续说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为少数人作表演，最后变成一场人人观看的演出。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为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声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镜，把彩笔放回手提包，鞠了几个躬，从屋里庄重地退场。
两天后的圣诞节，去找威尔伯医生的，是另一个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佩吉………闭口不谈伊丽莎白之行和她在学院社交聚会上的胜利。这好象是另一个佩吉，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人们、人们、人们。”
“什么人们？”贴着佩吉坐在长沙发上的威尔伯医生问道。
“人们？是啊，人们，”佩吉答道。“他们正等着我哩。”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问。“我看得见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这儿。我不想，不想！”
“为什么跑掉？”威尔伯医生问道。
“痛呀，我痛，”佩吉轻声说了句，便开始啜泣。
“哪儿痛？”
“我头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话语倾诉后，接着是愤怒的谴责：“你不让我跑掉。”她情绪逐渐对立。“尽管你不让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为什么不从门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门打开就行。”
“我办不到，”佩吉尖声叫起来。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身子，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挪着脚步。
“可是你能够办到的呀，”医生坚持道。“就在那儿。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样惊恐。
“好啊。只要旋转门钮，就可把门打开！”
“不，我要呆在这带黑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旁边，门口还有台阶，后面有车库。”佩吉突然平静下来，说：“我父亲的车就放在车库。”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纳斯？”医生问道。
“我不说！我不说！”佩吉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以告诉威尔伯医生吗？”
“可以。”
“那么，你要告诉威尔伯医生？”
“是的。”
“那就说吧。告诉威尔伯医生！”
“威尔伯医生走啦，”佩吉愁闷地回答。
“威尔伯医生就在这儿。”
“不，她走啦，把我们扔在奥马哈了。”佩吉坚持己见。“你不是威尔伯医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必须找到她。”她不再平静，歇斯底里又发作起来。佩吉恳求道：“放我出去！”
这个请求似乎与现在这特定的房间和时刻无关。它来自往昔。而这个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围，将她俘虏。
“你去开门。”医生态度坚决地说。
“我从门口出不去，我从来没有出得去，从来没有。”
“这道门现在上着锁么？”
“我出不去。”这是一个受到伤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诉。“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从哪儿出去，佩吉？”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爱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这些人们、这种音乐。”佩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