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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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令- 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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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到了2007年,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岁生日,她已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当天晚上,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丈夫的墓前,凝视片刻,便扶着墓碑慢慢软了下去。她跪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长的白发被风吹得飘散开来,搭在墓碑上,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不一会儿,她的肩开始颤抖,由轻到重,越来越剧烈。她哽咽着,喃喃地对着墓碑说:“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动了。人说死之前,脑子里会把一生中经历过的事都闪现一遍。这几天它们老闪,一幕一幕的,特别清晰,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你谁也别告诉,就你知道就行,答应我好吗?”她停顿了一下,好像等坟墓里的丈夫答应似的,“思稻,你以前说过,你姐姐只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被过滤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吗?我何尝又不是一颗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还深,深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成功地潜伏到诞安,还没来得及干什么,下棋的人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渴望着有人跟我联络,肯定我,表扬我,甚至给我下达指令,我时刻等待着召唤,家门口哪怕路过一个收破烂卖冰棍的,我都以为是组织找我接头来了。我满面潮红,浑身起着痱子,但到头来仍是空欢喜一场,他们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但我毕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闲着,必须对得起自己,我总得要自觉地干点什么才行。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窃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有几次我到办公室找你,就想这么干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说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证明。我每天锻炼身体,准备在获取情报逃跑时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可让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窃取到情报,又能交给谁呢?没人要,再珍贵的情报都等于废纸。我孤独地潜伏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干的,杂志上那篇文章我说了谎,没人逼我,是我主动揭发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干的一件可以破坏点什么的事。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劳改农场那12年里我是怎么度过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楼喝毒来了断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爱你的,可是我怎么能对自己所爱的人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呢?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宣言吗?可是派遣我来的那个该死的组织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过离开你,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知道,一个特工的优秀品质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证明,我留了下来,傻了吧唧地以为历史还可以重新改写。现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盘棋,那么,这是何等错误的一盘废棋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姐姐难道不也是一盘废棋吗?下棋人把我废了,而你姐姐是自己走废的,并连累了下棋人。当然,我和你姐姐走的不是一条路,谁对谁错?没人能保证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预见历史将怎样发展。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认识你姐姐。你是做情报工作的,我不能给你提供线索,当时你正千方百计寻找任何跟你姐姐有牵连的人和事,说了你就会知道我是怎样改头换面来到延安的了,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一直保密。你看,我隐藏得多么好啊!思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将要死去,我们来世再见吧!到那时,我就不是一颗整天忐忑不安的棋子了。我想重新下盘棋,跟你,跟你姐,在阳光普照下下棋。但愿它不是一盘废棋,我想在那盘棋里找到属于我,属于你姐姐的荣誉。那是人的荣誉。人,才弥足珍贵,棋,终究是棋。思稻,永别了!”

肖菲哆哆嗦嗦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东西,端端正正放在墓碑前,然后站起身,向墓碑默哀了一分钟,满头白发遮住她的脸,看不出她是喜悦还是悲伤。她拿起拐杖,蹒跚着离开墓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墓碑前摆放的是一幅油画作品。它几乎被一大块斑斑驳驳的棋盘占据着,棋盘最下方散落着几颗让人心碎的棋子。油画是这个化名为肖菲的女人17岁生日那天创作的,曾获得1939年上海基督教维多利亚青年会青少年美术比赛一等奖。作品的名字是《制裁令》。

后记

2007年12月,为写这部小说,我去了上海。迎接我的是上视的J小姐,午饭时,我讲明此行目的,于是她把我介绍给上海图书馆的N小姐,热情的N把我带到了上图民国史料馆。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干别的,一头扎进浩瀚的书海,如饥似渴地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那些略显残破的书籍,没有一丝书香,只有一股微微的霉味扑面而来,这是我想要的。

是的,我想在这些如旧时月色般纸张中理出一根我想要的故事线头。

我下榻的酒店位于福建南路,每天早上9点,我沿淮海中路坐公交车去上图,中午在据说颇受白领青睐的读者餐厅用餐,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回来。可是,几天过后,别说线头,连线团都没找到。晚上,我沿着淮海中路彳亍而行,想在这条曾经以法国比利牛斯省沃萨尔特城一个皮匠的儿子霞飞(Joffre)而命名的街道上寻找到一丝过去的痕迹,以便触发我的创作灵感。我轻轻触摸着杜月笙公馆(今东湖宾馆)和国泰大戏院(CathayTheatre)冰冷的墙壁,我相信墙壁上肯定有许多催人泪下跌宕起伏的故事,我渴望它告诉我,但是,它什么也没说,沉默得如同一堵堵坟茔后面渗着眼泪的墓墙。我知道,想要真正触摸到一个城市的核并不容易,因为它总隐藏在最不经意的拐弯处,根本无法找到。

最终,线头还是出现了,那是一份民国三十五年6月25日的《新民晚报》,里面有一篇回忆成都枪毙一个女囚的文章,文章让我近乎冷却的心在这个阴郁的冬夜一下子被点燃了。它就是线头,牵着我进入到本书主人公简晗的暗黑世界……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令人窒息的色调中挣扎,民国时期的街道、服饰、电影、小说,当然还有我塑造的人物——简晗、吴瘦镛、薛妈、妏秋妏夕,还有刘晓鸥、老沈、危雅云,甚至丧心病狂的钱白胤、伊藤见司——他们一个个附在我的脑海,咬噬我的肌肤,吸吮我的精髓,让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把我从民国状态下拽回到现实的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呼啸而来的隆隆地声,街上惊慌失措的脚步,以及摇摇欲坠的楼房。当时我正为深陷龙华监狱的女主角泪流满面,后来把我眼泪抛洒给在地震中罹难的同胞。

几天后,我的大脑重新回到民国,回到埋伏好的小说情节中,但我的手指、电脑却在不间断的余震中摇晃。地震毁掉没有钢筋的预制板,而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顽固地垒着坚硬的石头,它可以建一所可以避难的学校。

但愿这部在余震中杀青的小说没有让读者失望。

臧小凡

2008年7月于成都西南交大镜湖湖畔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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