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拨打了火警，如果他一心求死，并采用如此惨烈的自杀手段，就不可能再向消防队求救；最后，如果把吴兆光再次堵住消防车道的行为理解为阻碍消防队对自己施救的话，同样不合情理——倘若吴兆光只求速死，跳楼是最直接的办法，何必要放火呢？
而且，从吴兆光在7号楼发生火灾后的表现来看，以死谢罪的可能性不大。死者的丈夫程原多次找到吴兆光，要求他赔偿火灾导致的经济损失、死者的丧葬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70余万元。同时，受火灾影响的7号楼其他住户也要求吴兆光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吴兆光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即使有，主要责任也在于物业公司未能提供足够的停车位。至于赔偿，吴兆光只肯拿出1万元，作为“人道主义慰问金”给程原。对于其他住户的索赔要求，吴兆光一律拒绝。
吴兆光的强硬恋度引起程原和其他受害者的强烈不满，情绪激动之下，吴兆光家的玻璃先后多次被砸坏，自家的防盗门也被砸出几个大坑。吴兆光为保家人安全，让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自己留下看家，并声称，要去法院控告那些破坏自己财产的人。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不惜以自焚的手段来向死者谢罪呢？
因此，警方将本案定性为人室纵火杀人，并展开侦查。而就在此时，有人提出，再次抽调C市公安厅犯罪心理研究室的方木配合侦查。
这个人，就是杨学武。
第十一章 同态复仇
杨学武的突然造访让方木感到有些意外，本能地以为那两起杀人案有了新的线索。等杨学武把案情简单陈述了一遍之后，方木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凶手把车开到了消防车道，对么？”
杨学武点点头。
按照他的推断，凶手虽然和平入室，但是从死者的鼻腔内验出了乙醚的成分。这说明凶手并非死者熟识的人，而是采用骗死者开门，进而通过麻醉死者的方式入室。
至于欺骗的手法，杨学武认为和走廊里的电箱有关。因为在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警方发现部分灯具呈开启状态，而走廊里的电闸却被拉了下来。遂推断是凶手拉断电闸，趁死者出门查看时，用乙醚将死者麻醉后，拖拽入室。门旁的左脚拖鞋也可以验证这一推断。
据分析，凶手在室内曾停留过一段时间，包括束缚死者及泼洒汽油，并胁迫死者拨打火警电话。纵火后，凶手将死者的灰色五菱面包车停放至消防车道，而后离开。
如果杨学武的上述推断成立，那么凶手的动机就是一个谜。
倘若他想杀死吴兆光，将其麻醉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致其于死地。就算他希望吴兆光死于极其痛苦的焚烧，浇上汽油点火便是，何必放起一把火，又让他拨打火警电话呢？更何况他还特意把车停在消防车道上，阻碍消防队进场救火。
就在方木思索凶手作案动机的时候，心底竟隐隐泛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杨学武已经体会到方木的困惑，伸手从包里掏出厚厚一大沓打印纸递给方木。
方木接过来，发现那是一些网页的复印件，看上去，有些是新闻网页，有些是论坛，在每个主题后面，都附随着长长的回帖。
他连看几张，脸色竟起了变化。再抬头时，发现杨学武正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
“你的意思是？”
“对。”杨学武显然已经对方木的想法了然于心，“是他做的。”
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部分线索被陆续汇总至警方。
其中，死者吴兆光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发后迅速赶到现场，是因为在凌晨时分接到了发自丈夫手机的短信。信息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家里着火了，快来救我。吴兆光的妻子回拨过去之后，已经无人接听。
案发第二天，这部既拨打了火警电话，又发送了短信的手机在园区内的花坛里被找到。同时找到的，还有面包车的钥匙。手机仍处于开机状态，来自死者妻子的未接来电多达十余个。那种仍带着一丝侥幸的绝望，可以想见。
经过对手机的检查，除了死者吴兆光的指纹之外，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分析，那辆灰色五菱面包车，应该是被凶手开至消防通道的。这辆车作为物证被警方暂时扣押，已拖至分局地下停车场保管。经过对整车进行勘验和检查，特别是车门把手和方向盘及离合器、油门、刹车等部位，但是，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作案时应该戴了手套和脚套。
又是一桩无迹可寻的谜案。
如果从案件的表像特征上无法找到突破口的话，也许，分析凶手的心理痕迹就成为最后一条可以尝试的思路。
方木认为，凶手的作案手法体现出明显的“报复”的动机。
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实际上，警方从侦查伊始就将嫌疑人锁定在侯永梅的丈夫程原身上——不会有人比他更加憎恨死者吴兆光。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程原在目睹妻子被活活烧死后，一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由于住宅遭遇严重焚烧，短期内并不适合居住，况且那粘附着妻子皮肉的防盗栅栏依旧立在窗前。所以，程原在火灾发生后一直借住在母亲家里。案发当天至次日，程原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家。这一点，已经得到程原的母亲的证实。此外，程原并不具备驾驶资格，也不会开车。警方曾考虑程原雇凶杀人的可能，然而，对程原近期的手机通话记录及交往人群进行排查后，发现并无异常。
在方木看来，虽然可以把凶手的动机确定为报复，但是，这起纵火案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报复杀人。在某种程度上，凶手非常完美地“复制”了第一起火灾。
首先，死者均被困于室内，无法逃脱；
其次，火灾无法得到及时扑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车道被堵住，而且，罪魁祸首都是同一辆车；最后，死者家属都在火灾后抵达现场，目睹亲人被活活烧死。
尤其是最后一点，用吴兆光的手机向死者妻子发出短信的，应该是凶手本人。凶手发送这样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而是让死者的妻子来火场“欣赏”丈夫被烧死的过程。
死者在火场内，感受到同样的绝望与恐惧。
死者的家属在火场外，感受到同样的焦急与痛苦。
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感受到同样的愤怒与无奈。
这样一来，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现出强烈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无公德心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惨死。而同样的报应，最终纤毫无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这种在犯罪现场呈现出来的气质，与第47中学杀人案及富民小区杀人案何其相似！
据此，方木向负责侦办此案的单位郑重提出，要将三起杀人案合并侦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势。因体罚而导致学生自杀的教师（第47中学杀人案）；因贪利而将生母逐出门外的逆子（富民小区杀人案）；因忽视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惨死的车主。在凶手看来，这三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恶”。这种“恶”，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大奸大恶。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的。
虽然从现有的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的交集，甚至连那些“恶行”的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惩罚者，并拥有让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自食其果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的“恶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这种感受，反作用于作恶者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近乎直线般的作恶——报应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的一种——同态复仇。亦即以牙还牙，以血洗血。而与这种比较原始的报应观念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公平。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来实现他内心中的所谓公平与正义。
于是，魏明军像于光一样，用计算数学题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姜维利应验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宫”，并在温暖的“羊水”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的车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过，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当那三名被民众口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道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强。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属性几乎毫无相似之处。除了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社会交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进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处。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经新闻媒体披露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魏明军和姜维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烧死后，吴兆光同样在舆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除了纸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之外，电视、广播中也将他和那辆灰色五菱面包车反复曝光。特别是在网络上，好事者对吴兆光的相关信息进行人肉搜索后公之于众。从手机号码、住宅电话号码到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甚至吴兆光的妻女及亲属的信息数据都被公开。
从杨学武下载并打印出来的那些网页来看，几乎每个门户网站的国内新闻中，都有关于吴兆光的相关链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吴兆光”与“菱车主”、“消防车道”等都是热门关键词。尤其是网络论坛，每个关于富都华城火灾的帖子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复。其中，“烧死他全家”、“无良车主必须付出代价”、“人渣！去死”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数不胜数。
如果把公众发泄到吴兆光身上的愤怒换算成热能的话，他何止会成为一具焦尸，只怕连一点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
这种全民皆言可杀的社会效应，在魏明军、姜维利和吴兆光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而恰恰是这种共性，让三名被害人成为凶手彰显“公平与正义”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被害人所有的这种舆论背景，大大强化了凶手的作案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意图与公众情感宣泄的需要高度契合。换句话来说，凶手之所为，即是公众之所想。实际上，凶手似乎成为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也许，不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的视线里，杀死这三个人，虽已触犯刑法，但并不有违道德。于光的母亲直唿其为“大侠”，或许恰恰就是这种心念的体现。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从表面上来看，这三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灾。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险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击的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了乙醚。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对作案手段的风险及可靠系数进行反思，并有意升级，进而选择更有效、保险的手法；最后，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暴露罪行的风险，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仪式”来杀死对方。
于是，魏明军被迫用自己的血当作墨水来解题以获得密码。姜维利重回“予宫”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实现“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在吴兆光身上，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
这种“仪式化”的现场传达出来的意义是，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身上。
以凶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他在现场进行的活动越多，留下痕迹物证的风险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么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的强烈意愿所致。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致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然而，相对于死亡这一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过这些极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仪式”，凶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种情绪及心理的宣泄，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善恶有报。
尽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据与传统的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观推测，然而，在杨学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终还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张，并从市局及案发地所属的数个公安分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
三起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统一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做分析处理，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与此同时，方木也接受了一个任务：为凶手做心理画像。
简单地说，方木要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对凶手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