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场面很奇异，一座新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更新，更快，更温暖。
公交车停在一个荒凉的站头上，司机回头对我喊：“你到站了！”上车之前我曾经问过他，第五街在哪一站下，我满嘴普通话显示出了外地人的身份，这位一看就是劳模的司机满有把握地说：“到站我会喊你的！”结果，我下了车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倒下——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权，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6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的焦糊味，正是来自这里。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1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奸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堂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架墨镜的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逑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呆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准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
“其实都没用，人要是遇到拆迁，都会比平时坚强一百倍。我见得多了，一幢房子里只要有一个坚强的，你就不能把房子给推平，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这片街道上全都是我们打跑的，断水断电有什么用啊。他们都是下岗的，饭都吃不饱，对水电的需求很低的。这种人饿得久了，会产生幻觉，以为穷人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只有挨了打才会明白，今天的世界是谁做主。”
我点点头，佩服，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收场。
胡子收起手机，命令抓斗车开向小区围墙。车子轰轰地启动，迷彩服和安全帽们微微弓着身子，跟着向前走，有点像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坦克战，对面是斯大林格勒缺兵少将仅仅拥有轻武器的苏军战士。苏军战士们推开麻将桌，全都站在第一线，砖头瓦片雨点般地飞过来。这场面我见过，我们和Lon的装修工打仗也是这样。听见有人喊：“不许推我们的围墙。警察来啦！快去报警！”抓斗车继续向围墙开去，一片轰鸣，一片稀里哗啦，和我说话的迷彩服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血流满面地撤了下去。苏军战士中冲出几个老太太，往围墙边一躺，喊道：“有种就压过来！”抓斗车停了下来，德军战士和苏军战士近距离扭打在一起，卓娅和柳德米娜们尖叫。瓦西里和伊万诺夫被一群海因里希围住了痛打。打麻将用的折凳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一名戴墨镜的党卫军战士被绒线针戳中了私密部位，惨叫着穿过人堆向街道上跑去，大概是去挂急诊了。
战局在三十秒钟之内就向着冲锋的一方倾斜，大部分的墨镜都还没有动手，迷彩服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人群退回了小区里，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并不能成为抓斗车的障碍，她们被抬起来，但并没有被放下，她们就被三五个人抬着，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自残，紧跟着，抓斗车像武侠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轻轻地拍向围墙。温柔的国家机器仅仅是擦碰了这个违章建筑，它便应声倒下。
迷彩服和墨镜们欢呼，手一松，老太像没抓稳的萝卜一样掉在地上。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喜出望外地举着铁锤铁锹奔向围墙的残骸，仿佛是丰收季节奔向稻浪滚滚的田野。
加拿大一枝黄花
“后来呢？”咖啡女孩问。
后来全都撤退了，因为大盖帽来了：场面非常混乱，迷彩服们跳上卡车扬长而去，我跟着墨镜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胡子开的是一辆凯迪拉克，早跑了，剩下一些安全帽留在现场，负责交涉谈判。胡子丢下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你们会主动要求搬家的。”这句话是说给一个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人听的，再后来，救护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坐在面包车里，强忍着惊恐和惶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点冷菜，到热菜上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快要露馅了，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回到了这里。
“太可笑了，”她说，“怎么会感到自己要露馅呢？”
“很简单，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墨镜摘了下来，我却忘记了。有个家伙过来骂我傻逼，然后很疑惑地问，你这个墨镜哪儿搞来的，和我们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你既没有做侦探的天赋，也没有当卧底的素质。”
“这一点我承认，幸好溜得还算快。”
“马桶是怎么回事？”
“出门之前觉得要干点什么，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心脏像低血糖一样犯潮。擦马桶是一种调剂。我擦得不错吧？”
“古怪。”她说，“走的时候连房门都没关。”
“关了。”
“没关，门开着。”
“我记得是关了嘛。”我嘟哝了一声，有点迷惘，人们大多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关了房门，那顺手的一下子在记忆中总是模糊的。“这扇门真可怕。”我故意说。
我来说说草丛吧。
我说：“那种草的学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
她抬起头看我，不明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仍自顾说下去。
“是三十年代从北美洲进口的，当时作为观赏植物对待。没想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命力超强，和水葫芦是同一种类型。水葫芦当初是作为猪食被引进的，尚且还有点实用价值，加拿大一枝黄花则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完全是用来看的。我至今仍不能明白，它那么丑陋，开出来的花还不如稻子好看，当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观赏植物。它在花鸟市场有个很滑稽的名字叫‘幸福草’。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物种入侵当然没有概念。半个世纪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喷药，焚烧，生物抗衡，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它还继续长着，公路边，河滩上，还有那个凶杀案的现场，它步步为营地吞噬着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只要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像亡魂大军一样复活，占领了全世界。
“我家乡也是，麦乡到处都是这种草，甚至长到了屋顶上。念中学的时候，上劳动课就是去操场上、公路边拔草，拔掉了还必须堆起来烧，否则种子还是会四处传播。起初还觉得挺好玩，真干了才知道累，草都纠集在一起，比人还高，根特别深，强悍得不可思议。再后来，凡劳动课去拔草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草丛是很难进去的，踢球的时候，要是球飞进去了才叫麻烦。里面可能会有昆虫，有老鼠，有蛇，是一个很完整的生物圈，就像珊瑚礁一样。有一次我进去，踩到了一只死猫，猫不太可能是迷路死在里面的吧？也不太可能像非洲象一样，找个没有象的地方孤独地死去。反正很可怕，踩到猫的尸体。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哪天进去捡球，会踩到人的尸体，这个念头纠缠着我，没想到若干年后成真了。
“这种恶性杂草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倒像是天生具有一种人格：强悍而团结，造就了一个铁幕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杀死其他的植物，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同类死于营养不良，既残暴又无私地控制着它们的领域。
“有人叫它生物杀手，其实它不是杀手。那种绞杀乔木的藤蔓才是杀手，是一对一的谋杀。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生物纳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