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 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 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 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 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柯特柯本……
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就近找了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角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 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风投王子创业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回到学校。看台后面的四棵水杉树在一夜之间被人锯倒，无条件宣告死亡。对我而言，寻找记忆的漫游结束，用一种很矫情的说法，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收场。
事情是我们寝室的锅仔干的，他不想活了，早晨五点拿了一把锯子，独自穿过操场，来到看台后面的夹弄里。他的套子也在树上，但他已然不记得是哪棵树，对一个妄想症患者而言，把所有的树都锯掉，也许不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他干成了，四棵水杉树哗啦啦倒下，鱼鳔似的套子洒了一地。天亮后，他又做了根上吊绳，一头扎在看台的栏杆上，另一头垂挂在迷你窑洞之上。他踩在倒下的水杉上，将脖子伸进圈套里，往下一蹦。
那天早上有个清洁工阿姨听见了动静，扛着扫帚过来看究竟。很幸运，锅仔遇到了全世界最冷静也最有行动力的清洁工阿姨。她扑过去抱住他的腿，使劲把他往上抬，并且大声喊救命。保卫科的人赶来，叫了救护车把他拖走。
当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觉，只听有人大喊：“快去看有人上吊死了。”各个寝室的人披挂而出，踩着清晨的阳光向操场跑去，那里早已拦起警戒线，什么都看不到，几个警察向里面走去。老星叹息说：“我们全校男生的DNA都在那儿啊。”
齐娜问：“谁死了？”
旁边有人说：“锅仔，不过他没死成。”这句话说完，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齐娜。
齐娜说：“人没死就好。”
“但他把所有的水杉都锯掉了。”
我们寝室一共六个人，到二〇〇一年春天时，有两个去了外地找工作，剩下我、老星、亮亮，还有一个就是锅仔。大学两年半，锅仔一直睡在我的斜上方，我只要平躺在床上，用右眼的余光越过一张桌子。看到的必然是他。
他有一个别致的绰号叫风投王子。那几年，风投这两个字比一切格言警句更让人头皮发麻，尤其对我们学计算机的。人人都希望能得到一笔风投，至于该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以后该去干些什么就没有人关心了。一些去大城市发展的学长回校，说IT行业火得不行，全球风投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到处飞，美刀砍得IT人都快晕了，IT人将其兑换成人民币把全国人民砍倒。回来的学长俨然如衣锦还乡，报出自己的月薪年薪或者股份，让鞋匠们集体自卑。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硅谷、软银、上市、纳斯达克、第一桶金等等。
根据锅仔自己的吹嘘，他首先是个黑客天才，十六岁就会编程，十七岁就攻击过FBI的网站——当然没得手。这点水平在国际黑客之中也不过就是个修鞋的，但他至少敢于修鞋。后来说不能再攻击FBI了，一旦攻破，FBI就会请他去美国上班，但他对联邦调查局这份工作不是很care。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严肃，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以至于我们都认为他是在开一个大玩笑，后来看着又不像。他睡在我的上铺，我虽然对他有成见，但只要不影响到我的日常起居，便可以视之为空气。那几年经常听说有哪个大学的男生把室友给弄死的，不想惹上这种麻烦。
有一次隔壁寝室的人过来打牌，揶揄地说：“锅仔，风投拉得怎么样了？软银谈过了吗？”
锅仔说：“我正在准备和软银谈，最近很忙，我的每一秒钟都是在为第一桶金做准备。”
“不就是等发财吗？我们也在等发财。”那个人一针见血地说。
“第一桶金非常重要，人生最难挣的就是第一个一百万。”锅仔说，“等是等不来的。”
“我已经有一百万了，我爸爸是大款。”
人人都在吹嘘，炫富的同时也在炫贫，这种话谁会当真呢？但是对于锅仔而言，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孩子沉闷、分裂、有逻辑而不懂人情世故。等到牌局散后，他问我：“夏小凡，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对吧？”我说：“世界只是偶尔不公平。”他问我，偶尔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我说，偶尔不公平，就像你在拉斯维加斯玩老虎机，那里有几千台老虎机，每一秒钟都有人赢钱，而你却赢不到，这就是偶尔不公平。他说：“归根结底还是不公平。”
“万一你第一把就赢到了呢？”
“正解。”锅仔说，“我要提前我的创业计划。”
过了没多久，锅仔说他接了一个项目，给一家营销公司设计数据库，据说要把全中国年人三万元以上的人口全部收罗在内，包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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