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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 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 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说完，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
“就是这样啊。”她略微摊手，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
“换了发型。”
“换了很多东西呢。”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继续这样啊。”
“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
“可以。”
“放点音乐吧，怎么不放音乐呢？”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她将《OK putet》放人CD机，选了一首“Let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啤酒。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抽出一根点上，我抽我自己的烟，两块五一包的福牌。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
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抽这么差的烟？”
这烟确实没话说，一口下去，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而是滋滋的焦油，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
“发型好看吗？”
“好看，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太像你了。”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试图改变自己？”
“是扭转，而不是改变。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
我笑笑，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
“为了扭转，再请你喝杯咖啡吧，”我说，“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她想了想说，“我也喝啤酒吧。”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说：“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要是情况好，也就不会回来了。在这里混了三年，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
她笑笑说：“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
“会好起来的。”
“以后没春卷吃了，阿姨辞工回家了。”
我扶着啤酒瓶，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可惜了。”
“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另一只捏着七星烟，注视着烟头。
想起来有一天在T市的市区，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喝光了啤酒，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忽然说：“既然那么想吃春卷，我去给你炸。”
“你也会？”
“炸春卷而已嘛。”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十分钟不到，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义无反顾，绝无留恋。
吃完了，我站起来买单，穿上我的棉夹克。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掖好，说：“衣服没穿好。”
蓝屏了
遇见咖啡女孩并非幸运之事。那次去看电影和她告别之后我便迷了路，在三个新村里绕来绕去，走了半个小时，到宿舍差点冻死，第二天重感冒直到寒假。而这次回到宿舍，起先没什么异常感觉，看见齐娜他们在打牌，我把亮亮撵了下来，上手打了几副，连续拿到三对红桃Q，诡异得不得了，打牌的手都在抖。一个喷嚏之后，我顿觉头痛欲裂，关节深处隐隐犯酸，知道自己受了凉，情形恐怕不妙。我扔下牌，把自己裹一裹，爬到床铺上倒头就睡。熄灯以后他们点着蜡烛继续打牌，每一张纸牌扔下去都像是砸在我的神经上，我意识不到自己在发热，神经像灯泡中的钨丝一样被烧得灼热发亮。后半夜我可能是做梦了，梦见自己走向操场，梦见女孩在门洞里等我，身体像快镜头里的花朵一样打开，高高的水杉树上有很多蝌蚪在游动，这时脑子里应该是一片乱码，而女孩是某种病毒。
在很远的地方，有什么声音。半夜里我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浑身是汗，老星说：“老夏，做春梦了？听见你在呻吟啊。”他们还在打牌，我像水泥柱子一样倒下，继续睡。
梦见父亲和母亲了。那是一辆开往黑夜的公共汽车，窗外没有景色，只有无穷无尽的黑。父亲和母亲坐在前排的位置上，背对着我，车内微暗的灯光正照在他们的头顶，他们一动不动，仿佛黑夜已注入血管。梦中的我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车身摇晃，告知我正在前行。我距离他们仅有那么一点距离，却站不起身，无能为力。童年的夏小凡正趴在母亲的肩头，他抬起头看我，我看不清他的眼神，我只是一个被他注视的对象。我想我身后的黑夜正在流逝。渐渐地，他们的身体变软，扭曲，像被加热过的巧克力，融化并坍塌，静静地沉入椅背。
灯灭了，再也看不见什么。无穷的孤独感像真空一样抽走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另一个梦接踵而来。
这样颠三倒四过了不知多少天，每次清醒一点了，睁开眼睛，总是看见那伙人在打牌，好像这牌局天荒地老，穿越了时空。某人来找我，他们就对别人说：“老夏蓝屏了。”某人走到我床前，一摸额头，啧啧赞叹道：“这都可以做电热炉了，烧个荷包蛋应该没问题吧？你们怎么不送他去医院？”那伙人说：“真有那么烫吗？”也凑上来摸了一把，终于决定送我去附近的诊所。
这一把救了我的命。
吊针扎进我手背时，感觉自己像沸腾的油锅里扔进了一勺冰块。
蓝屏之后的某一天，我处于重启阶段，也没有人来管我，打牌的那伙人不知去向。外面的雨停了，空气中还带着湿意，冷风从北窗吹进来，寝室里长久积攒的异味一扫而空。我从蚊帐里探出头去，只见一屋子的扑克牌，像某种巨大的飞蛾，吹得到处都是。
我起床，裹着被子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光，觉得还不够，但热水瓶已经全空了，即便刚才喝下去的水也不知是隔了多少天的。重启阶段，烧空了的脑子只能指挥身体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有点像一个人被吓呆了的感觉，只是没那么突然，而是缓慢的、挥之不去的呆。
我在裤兜里找烟，口袋里竟然还有半包福牌，我点起烟抽了一口，轻微的寒意透过棉被披上全身。我穿上衣服，手臂酸痛，膝盖发飘，还是坚持着走出寝室，在静悄悄的楼道口用力跳了几下，全身的关节咯吱咯吱作响。抬头看见隔壁寝室的人走过，我揪住他问：“今天为什么人烟稀少的？”那人告诉我，市里在开人才招聘大会，针对应届生的，提供两千多个岗位，四楼的人全都跑去凑热闹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去？”那人说：“我爸爸是公务员，我直接就能去税务局上班，我混张文凭就可以了，我怕个屎啊。”
懂了。
我一个人沿着小道往操场方向走，道路冷清，树木正在苏醒，冷而阴沉的天气里，鸟叫声，猫叫声，远处某个锅炉房的低频轰鸣听得真切起来。
一直走到操场看台后面。三五个新生模样的人在不远处踢足球。我拖着虚弱的腿沿着那堵峭壁走进去，看见四根树桩死在围墙下，迷你窑洞还是和以前一样，里面那扇铁门锁得紧紧的。
空荡荡一无所获。
翌日是齐娜的生日。在人才市场，这几个人除了被挤掉鞋子之外，还填了十来张招聘表，填完之后这些表格就汇入成千上万的表格中，像彩票一样等待着某公司的人事部将其抽取出来。老星说，这件事无所谓，还是齐娜的生日要紧，张罗着买蛋糕，带她出去血拚。
我独自去火车站，母亲给我寄来一个邮包，本应直接寄到学校，阴差阳错地滞留在了火车站货运处，得我自己去提。那是阴霾死寂的下午，正适合发生阴霾死寂的事，我在货运处等了很久，抽着烟，不时地有人插队，穿黄色背心的工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穿梭而行。
母亲打电话给我说，这是父亲的一些遗物，她那儿不能放了，只能寄给我保存。考虑到我快要毕业了，找工作租房子，一个小小的邮包放在我这儿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
可以，就这样。
邮包到手时，发现用封箱带绑得严严实实，抱在怀里并不重。纸箱顶着我的锁骨，想起十六岁那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去墓地的情景，骨灰盒也是顶着我的锁骨，也是有很多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站立着。一路上我用口哨吹着Radiohead的“cre印”，不成调门。
回到寝室里，老星和亮亮还没回来。我用一把锋利的美工刀剖开纸箱，熟练简洁如屠夫。嚓的一声，往日岁月浓缩于一堆物件并以碎片的形式袒呈在我眼前。
父亲的眼镜盒子，一张带有镜框的全家合影，老式打火机，烟嘴，钢笔，一本已经遗落了很多藏品的集邮册，一张公交月票，父亲的各类奖状……最后是一本薄薄的影集。影集像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脑，埋伏在箱底，在故事高潮时忽然出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