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多年的亲戚们取得了联系，并依靠这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亲戚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从纷纷撤退的荷兰或西班牙商人手中接过了橡胶园或种植园。其速度之快，胃口之大，令随后而来的江浙上海商人们目瞪口呆。
“江浙商人付账，闽粤蛮子吃肉，上海佬喝汤。”这就是中国江浙财团对“正义之拳”的总结。
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和闽粤商人有过广泛接触的邱明因此也被江浙财团嫉恨。因为建国战争的缘故，江浙财团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无敌的军队当初是喝他们的奶长大的，因此首先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可邱明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冰冷的拒绝了江浙商人们让他利用职权对闽粤商人在东南亚的收购行为进行限制的要求，从而被很多江浙商人认定是收了闽粤商人的好处。这也是邱明其后在1894年政治选举中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浙商人们恨他，可闽粤商人们也并不念他的情，更别说在选举时支持他。
被江浙商人压了20多年，好不容易才通过“铁拳行动”得到翻身机会的闽粤商人们认为：2位国父建立的这个朝代很是不寻常，这个朝廷的官场不是商人们可以玩的，最好是敬而远之。他们的证据之一就是江浙商人们并没有通过这场他们最先吆呵的东南亚战争获得太多的好处。他们的证据之二就是：上海商人们奉行的是谁来了就跟谁合作的原则，建国战争他们出的力远远没有江浙商人多，可最后什么好事他们都有份。连世界首富都是由一个上海人来当。
江浙财团对此有苦难言：当初对东南亚的战争的确是他们先吆呵起来的。可军队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军情也不是他们随便能打听的。而且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东南亚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没那么容易对付。结果军方在宣战后开始招标商船跑最初的那批军品运输单的时候，江浙商人觉得风险大，把机会让给了闽粤佬。谁也没想到这2个老牌帝国主义竟然那么没用，一打就趴下了。结果这最初的一单就成了唯一的一单，一开仗就知道赢定了的军方谁还要运什么军品？江浙商人们得到胜利的消息后再出发时，自然就落在了驾着小商船跟着军舰跑的那帮闽粤佬后面。闽粤佬们首先觉察到胜利的到来，捷足先登。说起来驾船出海拿命搏钱这类生意，江浙人总是要比闽粤佬差点狠劲的。
通过东南亚的种植园和橡胶园翻身的闽粤商人们之后便急忙开始了他们的实业建设：化工、机械制造业、造船、乃至服装生产这些行业和江浙财团是没法拼了，发动机、航空什么的自己也不懂，可有了东南亚这个地盘，又有香港这个虽然比不得上海，但也算更靠近苏伊士运河的金融物流中心，咱们做点小东西总算可以吧？没过20年，伴随着汽车的大范围普及，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汽车用橡胶类产品和汽车玻璃，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造纸业木材业就成了珠三角和闽南的优势产业。华南和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回报，虽不能和江浙商团沿着长江一线拥有的市场相比，但也是很可观的。
广东福建等地的闽粤商人们和江浙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如果说1880年之前闽粤商人是因为对社会党打天下的积威敬畏而不敢不支持，1880年之后则是因为既然江浙财团开始了对自由党的支持，他们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支持社会党。
但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使闽粤商人和江浙财团们都迅速的黯淡失色，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业不但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而且其背后还有上海在科技方面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香港虽然也保留了英国人创办的金融市场，可香港没有科技基础，缺乏向股市不断注入新题材的能力，因此当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城市的时候，香港只能排在世界第11位。
不过这已经是到了1910年代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商人们的地域概念已经淡薄了很多。一个不会说一句上海话的闽粤商人，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获得的认同会远远超过一个没他钱多的温州人或宁波人。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口音而决定自己对待客户时的态度。钱，认的只是钱，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本质。本来因为家门口的大上海崛起而兴高采烈的江浙商人们，没多久就和闽粤商人一起陷入了迷惘。
上海人讲的笑话：一个温州商人认识一个潮州商人。189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我比你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反正你比我有钱，我尊敬你你也不会给我钱，我干吗要尊敬你？190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咱们俩一样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咱们俩钱既然一样多，我干吗要尊敬你？到了1910年，两人一见面潮州商人就说：咱们的钱都被上海人骗到股市里套牢了，咱们还是一起去尊敬上海人吧！
大体而言，社会党的选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由党的政治支持者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西域省等新边疆区域，双方的支持者数量接近。有人说大资本家和底层民众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中产阶层支持自由党的居多；也有人说是喜欢政治上更保守一点的人群支持社会党，喜欢政治上更激进一点的人群支持自由党；甚至有人说学历高的人支持自由党的居多，学历低的人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不一而论。有个数据很有意思：自由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选举时的选民投票率都偏低，投票率常常是25％左右。社会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投票率通常都在35％左右。而且，边疆省份两党选票拉锯战的经验表明：只要某次选举的投票率超过30％，获胜的多半就会是社会党，反之则往往是自由党赢。
所以，社会党经常是号召选民积极投票，而自由党经常是提醒选民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选举！
民众们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据统计，除了1868年那次全国性大选，选民的选举投票率超过50％，达到56％外，此后的绝大部分选举中，全国的平均投票率都没有超过39。5％！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1898年的议会选举，全国的平均投票率达到了48％！而且那一次要不是因为选举前的舆论对社会党极其不利，国父杨沪生在投票前2天突然出面，呼吁人民给社会党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的话，社会党那次险些就要下野了！其实对西化味道更浓的自由党，中西部的选民们并没有什么好感。那次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民众对当时社会党希晓亮政府的不满，而不是对自由党的支持。
让社会党高层头疼的就是2位国父对选举事务态度的分歧！杨国父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超过史国叔，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社会党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隐退”多年的杨国父总是会适时在某个地方露面，走访平民，访寒问暖，然后这个消息便通过各类媒体向全国发布。社会党只要将这种新闻张贴在投票点的四周，自由党的选举工作人员基本上也就不吭声了。可因为杨国父这么介意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败，无意中就给了社会党党员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觉得仿佛输了某场选举就对不起杨国父似的。希晓亮当初干了一届便灰头灰脸的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后，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要不是感觉背后的压力那么大，当初在退伍军人群体事件爆发时，他也就不会下那个臭名昭著的命令了！
史国叔用另一种态度让社会党高层头疼：他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不再理睬国内的政治事务，而且还曾经在1890年的某天跑去找杨国父，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这件事据说让杨国父很不高兴，史国叔走了之后，国父整整3天都不和别人说话。此事的后遗症就是导致1894退伍军人事件爆发以后，刚刚组阁没多久，急于让国父出面缓和局势的希晓亮政府却发现怎么也找不着杨国父了！直到事件已经结束，杨国父才在云南某个小镇上出现，而且拒绝和任何人再谈论国内政治。但是在1898年，看到自己的创建的政党有在选举中落败的可能时，杨国父就忍不住又一次出手力挽狂澜。
从那次杨国父出手救了社会党起，一直到1899年年底史国叔逝世，接近2年的时间内，据说2位国父就再也没有过单独的会面。
1894年冬，已经退休的史国叔被议会秘密授予权力，要求他非公开的负责整顿当时的情报系统。情报系统的某些人在退伍军人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事后又在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退伍军人事件在国内制造事端的时候显得软弱无力。政治圈子内的人士纷纷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情报界人员，特别是高级主管在政治高层圈子里是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受希晓亮的影响，当时的政府缺乏对情报系统的制衡能力。国叔秘密出山后，首先就提出：情报系统不得再卷入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在职的情报系统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且1897年军方部分将领公开表示放弃投票权行为的背后，据说就有这位国叔的影子。此后，在国叔的监管下，整顿之后的情报系统真的没有插手1898年的大选。后来社会党的部分高层私下都认为：国叔的一系列行为是社会党那年差点翻船的重要原因。
据说，1899年年底，弥留前的史秉誉对杨沪生最后的遗言就是：不要再插手国内的政治事务了，议会内争吵打架总比街垒上动枪动炮打仗好。另外，史秉誉还对当时身边不多的几个人说了句让大伙很不明白的话：转告杨沪生，那边的不少悲剧，起初也是有人抱着好心去做的！
传说这番话被杨沪生听到后，国父沉默不语。但是在1901年年底，国父在参加某次书画展之后，曾经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我们某些人就是迷信西方的那套政治体制！这套玩意我看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我看西方国家奉行这套制度的时候，也是麻烦很多嘛！
而且，史秉誉的女儿史依青也不止一次在半公开场合宣称：我父亲弥留的时候可没说那些话，那都是谣言！我父亲临终前对杨伯伯的遗言就一句：我平生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经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国叔的这些言行自然让很多社会党高层人士对这位国叔不以为然。特别是军方将领出身的大部分高官，对杨国父都是有着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史国叔的这番遗言流传开后，这些军方出身的高官虽然不会和别人说什么，但私下里聚会时，都会说史国叔是老糊涂了，妇人之仁，是宋襄公。在他们看来，史国叔执政期间对自由党以及其他小政治党派的纵容，秘密出山后几年对军队和情报系统政治上中立化的执著追求，还有临终时用战友之情绑住了伟大的杨国父的政治手脚，都是导致社会党今日面临政治危机局面的主要原因。
不管小道消息如何，大道消息又如何，至少从史国叔逝世的1899年开始，杨国父就真的没再参预过国内的政治事务。直到1916年……
自由党高层一贯心照不宣的认为：只要杨国父还活着，自由党就别想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所以1914年的国会大选虽然自由党的席位急剧上升，但那真不是因为自由党做了什么充足的竞选工作。自由党高层很清醒的知道：类似广东福建这些地方的商人和市民们突然放弃了社会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开始认同自由党，只是出于他们对长期战争带来的财税压力不满，同时也是在向将更多的军品单放给中西部地区的北京政府表达抱怨。自由党的精力一直放在地方选举上，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多取得一些地方政治上的优势，为真正的公平选战做好准备才是最现实的战略。为了做准备，1916年自由党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40岁出头的宋育信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班底的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9岁。自由党党中央似乎用这个办法向社会党表示：我们对争取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暂时还没有准备。
继1914年国会大选中差点翻船外，1914年地方政治选举中，社会党又丢失了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执政权。这预示着在1918年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的政治前景将非常不妙。目前代表社会党执政的是史军，一个在1914年大选前，被社会党党内各派别基于平衡推出来组阁的人物。此前史军曾经担任过一届淮海省省长，政绩平平。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选举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社会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他的提名。
此君上台后毫无政治魅力可言，因此社会党已经不指望他能为己方赢得1918年的大选。还好，1916年杨国父开始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1916年年底，社会党的高层都发现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邱明有重新被国父赏识的迹象。如果欧洲战场的局势能在1917年年底前有明显的改善，那邱明在1917年12月30日之前退出现役，充当1918年社会党的大选领袖，再加上杨国父再出手敲敲边鼓……美妙的前景让社会党高层们人心大振！
在这种前景美妙的时刻，一些小的不和谐的音符总显得那么的刺耳！比如1914年年初的地方政府选举中，社会党的忠实支持省份陕西省就出了点麻烦：这年夏天的地方政府选举中，1位自由党人竟然领着人赢得了某个县县议会的选举，成为该省唯一的一位自由党人县长！
此人就是范名东来，1878年出生，这年才刚刚36岁。范家也算是乾县的大户，诗书传家。范东来从小就去了西安读书，中学毕业后又去南京读大学，学戏剧专科，之后出人意料的还去了趟美国花3年时间拿了个地质学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后又在一家大的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当技术部经理，负责公司在北方几个省的矿点勘探管理。
此等人物按理说和本乡本土已经没有什么事业上的关系，可偏偏此君是个疯狂的秦腔爱好者！35岁生日那天，范东来从矿产公司辞职，领着老婆孩子回到西安，拉了一帮秦腔艺人准备对秦腔艺术进行革新改造。1913年夏天范东来回家乡看望家人，正好赶上乾县在修水库，奉县政府的征调命令，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们都在水库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