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
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来吗？我问。
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
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
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
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
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
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
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艺的波斯集市了。
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
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
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①。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