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注释：
①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我走过山月桂和日本槭树，踏上了莫里家的蓝砂岩台阶。白色的雨檐像帽盖一样突伸在门廊的上面。我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康尼，而是莫里的妻子夏洛特，一个漂亮、头发花白的妇女，说话很悦耳。我平时去的时候她不常在家——她按莫里的意愿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所以今天早上见到她我有些意外。
“莫里今天早上不太好，”她说。她的眼神有些恍惚，接着她朝厨房走去。
很抱歉，我说。
“不，不，他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她马上说道。“我肯定……”
她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微微侧过头去，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接着她继续说，“我肯定……他知道你来了会好受得多。”
我提起了从超市买来的食品袋——送来补给品了，我打趣他说——她似乎笑了笑，同时又流露出烦恼的神情。
“食品大多了。他自从你上次来了以后就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我听了很吃惊。
他没吃东西？我问。
她打开冰箱，我看见了原封不动的鸡肉色拉、细面条、蔬菜、肉馅南瓜，以及其它所有我买给他的食物。她打开冷藏柜，那里的食品更多。
“这里的大部分东西莫里都不能吃，硬得无法下咽。他现在只能吃一些软食和流质。”
可他从未说起过，我说。
夏洛特笑了，“他不想挫伤你的感情。”
那不会挫伤我的感情。我只想能帮上点什么忙。我是说，我想给他带点什么来……
“你是给他带来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盼望着你的来访。他一直谈论着你们的课题，他说他要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给了他一种使命感……”
她的眼神又一次恍惚起来。我知道莫里晚上睡觉很成问题，他常常无法入睡，这就意味着夏洛特也时常睡不好。有时，莫里会躺着咳上几个小时——才能把痰咳出喉咙。他们现在请了夜间护理，白天又不断有来访者：以前的学生，同事，默念师，穿梭不停地进出这幢房子。有时，莫里会一下子接待五六个人，而且常常是当夏洛特下班回家以后。虽然这么多的外人占用了她和莫里在一起的宝贵时间，但夏洛特仍显得很有耐心。
“……一种使命感，”她继续说道。“是的，这对他有好处。”
但愿如此，我说。
我帮她把买来的食物放进冰箱。厨房的长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字条，留言、通知以及医疗说明书。餐桌上的药瓶也多了起来——治哮喘的塞列斯通，治失眠的阿替芬，抗感染的奈普洛克森①——还有奶粉和通便剂。客厅那边传来了开门声。
“也许他准备好了……我去看看。”
夏洛特又看了一眼我带来的食品，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莫里再也享受不到这些食品了。
疾病的可怕症状在逐渐显示出来。等我在莫里身边坐下后，他比平时更厉害地咳嗽起来，他的胸部随着一阵阵的干咳而上下起伏，头也朝前冲出着。一阵剧烈的折腾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他闭着眼睛，吁了口气。我静静地坐着，觉得他正在慢慢缓过气来。“录音机打开了吗？”他突然问，眼睛仍闭着。是的，是的，我赶紧按下了录音键说。
“我现在做的，”他依；日闭着眼睛说，“是在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
“是的，超脱自我。这非常重要——不仅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是这样，对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也如此。要学会超脱。”
他睁开眼睛，长长地吐了口气。“你知道佛教是怎么说的？别庸人自扰，一切皆是空。”
可是，我说，你不是说要体验生活吗？所有好的情感，还有坏的情感？
“是的。”
那么，如果超脱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啊，你在思考了，米奇。但超脱并不是说不投入到生活中去。相反，你应该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然后你才走得出来。”
我迷惘了。
“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
“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
莫里停下来注视着我，或许是想看我有没有理解透彻。
“我知道你在想，这跟谈论死亡差不多，”他说，“它的确就像我反复对你说的：当你学会了怎么死，你也就学会了怎么活。”
莫里谈到了最让他害怕的时刻：剧烈的喘气使他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口气能接上去。这是最让人害怕的时刻，他说，他最初的感情便是恐惧。害怕和担心。但当他认识了这些感情的内容和特征——背部的颤抖，闪过脑部的热眩——后，他便能说，“好了，这就是恐惧感。离开它。离开它一会儿。”
我在想，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地需要这样的感情处理。我们常感到孤独，有时孤独得想哭，但我们却不让泪水淌下来，因为我们觉得不该哭泣。有时我们从心里对伴侣涌起一股爱的激流，但我们却不去表达，因为我们害怕那些话语可能会带来的伤害。
莫里的态度截然相反：打开水龙头，用感情来冲洗。它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助你。如果你不拒绝恐惧的进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常穿的衬衫穿上，那么你就能对自己说，“好吧，这仅仅是恐惧，我不必受它的支配。我能直面它。”
对孤独也一样：体会它的感受，让泪水流淌下来，细细地品味——但最后要能说，“好吧，这是我的孤独一刻，我不怕感到孤独，现在我要把它弃之一旁，因为世界上还有其它的感情让我去体验。”
“超脱，”莫里又说道。
他闭上眼睛，接着咳了起来。
又咳了一下。
咳得更重了。
突然，他的呼吸急促了。他肺部的淤积物似乎在捉弄他，忽而涌上来，忽而沉下去，吞噬着他的呼吸。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干咳，连手也抖动起来——他闭着眼睛双手抖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中了邪——我感到自己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我本能地把他拉起来，用手拍打他的背部，他把手中纸递到嘴边，吐出了一口痰。
咳嗽停止了。莫里一头倒在海绵枕头上，拼命地呼吸着。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说。我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没事，”莫里低声说，他举起颤抖的手，“稍等……什刻。”
我们无声地坐着，等他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我的头皮里也沁出了汗珠。他叫我把窗户关上，外面吹进的微风使他感到冷，我没有告诉他外面的气温是华氏八十度。
最后，他像耳语似他说，“我知道我希望怎样地死去。”
我默默地听着。
“我想安详地死去。宁静地死去，不要像刚才那样。
“那个时候是需要超脱的，如果我在刚才那阵咳嗽中死去的话，我需要从恐惧中超脱出来，我需要说，‘我的时刻到了。’”我不想让世界惊慌不安。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它，进入一种安宁的心境，然后离去，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现在别离去，我赶紧加了一句。
莫里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现在还不会。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我问。
“也许。”
你来世想做什么？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就做一头羚羊。”
羚羊？
“是的，那么优美，那么迅捷。”
羚羊？
莫里冲我一笑。“你觉得奇怪？”
我凝视着他脱形的躯体，宽松的衣服，裹着袜子的脚僵直地搁在海绵橡皮垫子上，无法动弹，犹如戴着脚镣的囚犯。我想象一头羚羊跃过沙漠的情景。
不，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注释：
①药品的原文分别是Selesstone，Ativan，Naproxen。
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力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A”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