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新”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饭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八六年的时候，同是这家饭馆，墙上贴了一条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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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股恬澹高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做过官的经验而来。
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殊不知新中国不可以隐，很实际，你隐到哪里？说彭德怀元帅隐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其实是从新中国的高层机构“隐”到新中国的低层机构去了。
若说我是边缘人吧，也不对，没有边缘。我倒希望“阶级斗争”起来，有对立，总会产生边缘，但阶级敌人每天认错，次次服输，于是就制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你不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属于百分之五。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数目字管理”。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深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深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顶在头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老百姓，怎么来划分他们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些阶级呢？所以工作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层机构，回去交差，留下糊里糊涂的“地主”“贫农”们继续刀耕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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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云南，有一天在山上干活儿，忽然见到山下傣族寨子里跑出一个女子，后面全寨子的人在追，于是停下锄头看，借机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温和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大人打孩子或互相吵架，于是收工后路过寨子时进去看一下。问了，回答道：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这“琵琶鬼”类似我们说的“蛊”，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发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来，就开始捉“琵琶鬼”烧掉，据说可以止瘟疫。
我在乡下干活儿，抽烟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当理由，不抽烟的妇女也可在男人抽烟时歇歇。站在那儿抽烟，新中国最底层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就是队长，亦是拿抽烟的人没有办法，顶多恨恨的。
中国地界广大，却是乡下每个村、城里每条街必有疯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开会，不必学习文件，不必“狠斗私字一闪念”，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会，自为得很。
设若世俗的自为境地只剩下抽烟和疯傻，还好意思叫什么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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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京阜城门内的鲁迅博物馆参观，讲解员说鲁迅先生的木箱打开来可以当书柜，合起来马上就能带了书走，另有一只网篮，也是为了装随时可带的细软。
我寻思这“硬骨头”鲁迅为什么老要走呢？看了生平展览，大体明白周树人的后半生就是“走”，保全可以思想的肉体，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租界，中国还真有地方可避，也幸亏民国的北伐后只是建立了高层机构，让鲁迅这个文化伟人钻了空子。
不过这也可能与周树人属蛇有关系。蛇是很机敏的，它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无视力，却能靠腹部觉出危险临近而躲开，所谓“打草惊蛇”，就是行路时主动将危险传递给蛇，通知它离开。蛇若攻击，快而且稳而且准而且狠，“绝不饶恕”。
我从七八岁就处于进退不得，其中的尴尬，想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长大一些之后，就一直捉摸为什么退不了，为什么无处退，念自己幼小无知，当然捉摸不清。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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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来说这个世俗。
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中国。
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
只是比较起来，老庄孔孟的时代年轻，所以哲学显得有元气。
耶稣基督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时殉难，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岁殉难，基督教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若是大略了解一些商周甲骨文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问得极其虔诚，积了那么多牛骨头乌龟壳，就是不谈玄虚。早于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则有涉及哲学的部分。
甲骨文记录的算是中国“世俗”观的早期吧？当然那时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至于哲学形成文字，则是在后来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我到意大利去看庞贝遗址，其中有个图书馆，里面的内容当然已经搬到拿波里去了。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维苏威火山爆发，热的火山灰埋了当时有八百年历史的庞贝城，当然也将庞贝城图书馆里的泥板书烧结在一起。
三百年前发掘庞贝以后，不少人对这些泥板古书感兴趣，苦于拆不开，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祖上终于找到一个拆解的办法。
我于是问这个朋友，书里写些什么？朋友说，全部是哲学。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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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呢，源兵家而来，一部《道德经》，的确讲到哲学，但大部分是讲治理世俗，“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儿常翻动就会烂不成形，社会理想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衣、食、住都要好，“行”，因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提，但要有“世俗”可享乐。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棋王》里捡烂纸的老头儿也是在讲无不为，后来那个老者满嘴道禅，有点儿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虚捧年轻人，其实就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自己遇到超过一个加强营的这种人，常常还要来拍我的肩膀摸我的头，中国人常用的世俗招法，话大得不得了，“中华之道”。我倒担心缺根弦儿的读者，当时的口号正是“振兴中华”，赢球儿就游行，失球儿就闹事，可说到底体育是什么呢？是娱乐。
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要出的。我看民族主义虽然像天花，但总出就不像天花了。
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我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拳拳之意，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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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呢，一本《论语》，孔子以“仁”讲“礼”，想解决的是权力品质的问题。说实在“礼”是制度决定一切的意思，但“礼”要体现“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不必摆在一起，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是孔子。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我个人是喜欢孔子的，起码喜欢他是个体力极好的人，我们现在开汽车，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发，超过两个小时都有点累，孔子当年是乘牛车握轼木周游列国，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会被捏痛。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传说孔子见老子，说老子是云端的青龙，这意思应该是老子到底讲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学。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
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
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浒》就是在讲这个。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实常常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历代尊孔，就是怕天下大乱，治世用儒，也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实用性，由此可见。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有点形而上的意思了，其实是要落实生，所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态度真是好，不像老子有心术。现在老百姓说“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时代到底不一样，逼得越来越韧。
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从非儒家的角度来聊聊孔子这个人。
儒家的“道”，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非常详细，“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乱伦是大罪过，“伦”
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对应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对“君臣”，父子既不能乱，君臣也就不许乱了。去符合这种“道”，是为“德”，破坏这种“秩序”
的，就是“非德”。
常说的“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同乱伦一样，都是首罪。
“道貌岸然”，也就是说你在秩序位置上的样子，像河岸一样不可移动错位。
科长不可摆出局长的样子来。
所以儒家的“道”，大约可以用“礼”来俗说。我们现在讲待人要有礼貌，本义是对方处在秩序中的什么位置，自己就要做出相应的样貌来，所谓礼上的貌。
上级对下级的面无表情，下级对上级的逢迎，你看着不舒服，其实是礼貌。
最先是尊礼的孔子觉得要改变点儿什么，于是提出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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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
像美国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秩序，钱就是道，你昨天是穷人，在道中的位置靠后，今天中了“六合彩”，你的位置马上移到前边去。
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在道中的位置也就是级别，有权坐火车“软卧”，对花得起钱也坐“软卧”的农民，非常厌恶，这也就是由“道”而来的对别人的“非德”感。中国人不太容暴发户，暴发户只有在美国才能活得体面自在。
“五四”新文化亦是因为要立新的道德，所以必须破除旧道德，“五千年的吃人礼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标榜的立新道德，内里是什么另外再论，起码在话语上继承“五四”革命传统的，我体会是中国共产党。
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德”是交通法规，按规定开车，“道貌岸然”，千万不可“大逆不道”。英国对交通的左右行驶规定与美国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必到英国去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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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诸子百家里的公孙龙子，名家，最接近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他的著作汉时还有十四篇，宋就只有六篇了，讲思辨的文字剩不到两千字。
虽然《道德经》也只有五千言，但公孙龙子是搞辩论的，只剩两千字就很可惜。
一般来讲，不用的东西，容易丢。与庄周辩论的另一个名家惠施，要不是《庄子》提到，连影子都找不见。
这与秦始皇焚书有关，可秦始皇不烧世俗实用的书，例如医药书，种树的书，秦始皇烧思想。
能统一天下的人，不太会是傻瓜，修个长城，治下的百姓才会安全受苦。世俗不能保持，你搜刮谁呢？
可长城修到民不聊生，也就成了亡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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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将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混说，“家”是哲学派别。
留传下来的儒道哲学既然有很强的实用成分，那么“教”呢？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过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其中的一段杂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跃进”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现在全裸的图片太多，反倒是扼杀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却很久不能懂。终于是在二十岁里的一天在乡下豁朗朗想通，现在还记得那天的痛快劲儿，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请吃酒。
什么意思？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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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管理了中国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因此历来世俗间暴动，总是以道教为号召，从陈胜吴广，黄巾赤眉，汉末张角一路到清末的义和拳，都是。不过陈胜那里用的还是道教的来源之一巫签。
隋末以后，世俗间暴动也常用弥勒佛为号召，释迦牟尼虽是佛教首领，但弥勒下世，意义等同道教，宋代兴起一直到清的白莲教，成分就有弥勒教。
太平天国讲天父，还要讲分田分地这种实惠，才会一路打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