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以后，世俗间暴动也常用弥勒佛为号召，释迦牟尼虽是佛教首领，但弥勒下世，意义等同道教，宋代兴起一直到清的白莲教，成分就有弥勒教。
太平天国讲天父，还要讲分田分地这种实惠，才会一路打到南京，而洪家班真地模仿耶教，却让曾国藩抓到弱点，湘军焉能不胜太平军？
道教由阴阳家、神仙家来，神仙家讲究长生不老，不死，迷恋生命到了极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携带世俗，就好像我们看中国人搬进新楼，阳台上满是旧居的实用破烂。
道教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巫签，翻一翻五千多卷的《道藏》，符咒无数，简直就是“十万个怎么办”，不必问为什么，照办，解决问题就好。
巫教道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神的，有形象的是祥兽，羽人。张光直先生说“食人卣”上祥兽嘴里的那个人是巫师，祥兽送巫师上天沟通，我相信这样的解释，而怀疑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的“狞厉的美”。
彝器供之高堂，奴隶既无资格看见，怎么会被“狞厉”吓到？奴隶应该是不准进电影院看“恐怖”片的人。“食人”卣，“狞厉”美，是启蒙以后的意识形态的判断。
回到话题来，佛教传入后，道教觉到了威胁。
佛教一下带那么多有头有脸的神来竞争，道教也就开始造偶像神，积极扩充本土革命队伍，例如门神的神荼郁垒终于转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
《封神演义》虽是小说，却道着了名堂。名堂就是，道教的神，是由世俗间的优秀分子组成，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世俗的疾苦与希望，无不有世俗所熟悉的人来照顾，大有熟人好办事的意思，天上竟一派世俗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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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易经热，都是巫道回复，世俗的实际需要。不解决世俗实际的“信仰”失落，传统信仰当然复归。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毛泽东逐渐成为道教意义上的“神”，世俗间以他的像来驱邪避难。而在此之前，他的命相，开国时辰，死亡大限与唐山大地震天示征兆，则在世俗间流传。最有意思是他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时在葭县请和尚算命的传说，当时的那个庙现在香火鼎盛。
人类学家不妨记录一下我们亲见的一个活人怎样变为一个道教神的过程，人证物证都还在，修起论文，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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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儒教。
举例来说，儒家演变到儒教的忠、信，是对现实中的人忠和信。
孝，是对长辈现实生活的承担。
仁，是尊重现实当中的一切人。
贞，好像是要求妻子忠于死去的丈夫，其实是男人对现实中的肉欲生活的持久独占的哀求，因为是宋以后才塞进儒教系统的，是礼下庶人的新理性，与世俗精神有冲突，所以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
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一路数下来，从观念到行为，无不是为维持世俗社会的安定团结。
讲到这种关头，你们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补”，从世俗的意义来说，不是儒家道家互补，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负责这秩序之间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种实际操作系统，中国世俗社会焉能不“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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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一个世俗操作系统，还有自身净化的功能。
所谓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当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的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了。
悲，欢，离，合，悲和离是净化，以使人更看重欢与合。
可以说，中国的世俗实用精神，强顽到中国从传统到现实都不会沉浸于宗教，长得烦人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为教义而起的战争。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上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胔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中国古代的骂阵，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令对方主帅心里气愤，面子上挂不住，出去应战，凶吉未卜。我在乡下看农民或参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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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不妨找两个例子来看看中国世俗的实用性如何接纳外来物的。
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是象形的阴茎，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实在。我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对祖先亲缘的重视。
母系社会的祖是“日”，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
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甲骨文里有这个字，因为当中的一点，有人说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对太阳黑子有认识，我看是瞎起劲。
比起父系社会的“且”，“日”来得开阔多了。
后来父系社会夺了这个“日”，将自己定为“阳”，女子反而是“阴”，父者千虑，必有一失，搞不好，这个“日”很容易被误会为肛门的象形。
中国古早的阴阳学说，我总怀疑最初是一种夺权理论，现在不多谈。
男人自从夺了权，苦不堪言，而且为“阳刚”所累。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
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因为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明末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张信教的中国老百姓可以祭祖先，于是和梵蒂冈的教皇屡生矛盾。结果是，凡教皇同意中国教民祭祖的时候，上帝的中国子民就多，不同意，就少。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甦”，爷爷死而甦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天主教中的天堂，实在吸收不了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进天堂的意思就是永远回不到现世了。反而基督的能治麻风绝症，复活，等同特异功能，对中国人吸收力很大。
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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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西汉末刚传入的时候，借助道术方技，到南北朝才有了声势，唐达于鼎盛，鼎盛也可以形容为儒、道、释三家并立。其实这时的佛教已是中国佛教的意义了。
例如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观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长胡子的男人，后来变成女子，再后来居然有了“送子观音”。
这也怪不得中国人情急时是阿弥陀佛太上老君一起喊的。
佛祖也会呵呵大笑的，因为笑并不坏慈悲。
说到中国佛教的寺庙，二十四史里的《南齐书》记载过佛寺做典当营生，最早的中国当铺就是佛寺。
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卖会，北宋时有一本《禅苑清规》，详细记载了拍卖衣服的过程，拍卖之前，到处贴广告，知会世俗。
元代的时候，佛寺还搞过类似现在彩票的“签筹”，抽到有奖。
佛寺的放贷、收租，是我们熟知的。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都写到江南的出家人几乎与世俗之人无甚差别。
我曾见到过一本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广济寺主持和尚写的回忆录，看下来，这主持确是个经理与公关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经是合理的，他要念经，一寺的和尚吃什么？
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
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里，记着一条女供养人的祈祷，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来，因为他大便干燥，痛苦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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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禅宗，更是改造到极端。
中国禅宗认为世界实在的不得了，根本无法用抽象来表达，所以禅宗否定语言，“不立文字”。“说出的即不是禅”，已经劈头一棍子打死了，你还有什么废话可说！
你们可以反问既然不立文字，为什么倒留下了成千上万言的传灯公案？
我的看法是因为世界太具体，所以只能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甚至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实在状态，给予不同点拨。如果能用公案点拨千万人，中国禅宗的“万物皆佛”也就是妄言诳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所谓公案，平实来看，就是记录历代不同个人状态的个案，而留下的一本流水账，实际是“私案”。现代人被那个“公”字绕住了，翻翻可以，揪住一案，合自己的具体状态，还好说，不合的话，至死不悟。
“说出来的即不是禅”是有来头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不是道，已经在否定“说”了。庄子说，“得鱼忘筌”，捕到鱼后，丢掉打鱼的篓子，也是在否定“说”，不过客气一点。有一个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们现在用来已不全是原意了。
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与顿悟，是为争取不识字的世俗信徒。如此，则是禅宗极其实用的一面。
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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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当然就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变化，到头来却令人觉得是保持不变的。我想造成误会的是中国从秦始皇“书同文”以后的方块象形字几乎没有变。汉代的木简，我们今天读来没有困难，难免让人恍惚。
你们都知道宋朝的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好骨董，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讲到战乱时如何保留收藏，说是插图多的书先丢，没有款识的古器先丢，原则是留下文字最为重要。
读书人认为文字留下了，根也就保住了。
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样早，而且诗的地位最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的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
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
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
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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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我知道我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译自西方的词，比如译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的“引得”，“引得”
后来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
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上海辞书社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词相当谨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县城的书店里买到，一边看一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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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本身来讲，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不妨多看野史、笔记。
不过正史也可读出端倪，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生“虬髯”，也就是卷毛连鬓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里的考证非常详细，你们有兴趣不妨读读，陈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实在是精明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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