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裸雪无痕
作者：杜卫东
内容简介：
监狱警察，简称狱警，早年间称为牢头儿狱卒。提起牢头儿狱卒，人们自然会想杀威棒、送行酒，想起带血的号衣、黑暗的监舍，想起刑罚、械具以及“正大光明”额匾下的阴谋与丑恶。现在，这些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与监狱警察联
正文
开篇 再进高墙
监狱警察，简称狱警，早年间称为牢头儿狱卒。提起牢头儿狱卒，人们自然会想杀威棒、送行酒，想起带血的号衣、黑暗的监舍，想起刑罚、械具以及“正大光明”额匾下的阴谋与丑恶。现在，这些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与监狱警察联系在一起的，依旧是高墙、电网、枪刺与——冷漠。
是的，那四面高墙圈成的一个个院落，分明是一只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关了多少疯狂与邪恶？强奸、盗窃、杀人、伤害、抢劫、贪污、受贿，随便拽过一个囚徒，哪一个没有令人不齿的罪孽？面对他们，难道除了惩戒、监管，让他们为以往的罪行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之外，还需要奢侈的温情与关爱吗？
使我的偏见得以纠正的第一个人是罗昭局长。
那天，我与北京几位前辈作家应天津作协之邀，赴津门参加“作家走进大墙”的活动。在下榻的宾馆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天津市监狱局的宣传科长，这倒不仅仅因为他的年轻与干练；更重要的是，在他那张和善、宽厚，颇有些如来之相的脸上，我竟捕捉不到一缕的威严。而在我的想象中，监狱局长本该威猛、冷峻，不怒而自威。
“你没见我发脾气呢！发脾气时我也挺厉害的！”教师出身的罗局长听我说的感受，朗声一笑，那笑声传递的依然是一派儒雅之气。
就是在那次会面中，罗昭局长讲了一句令我刻骨铭心的话：犯人，首先是人。在人格上，应该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这是把他们改造为新人的基本前提。
有谁能相信呢？ 因伤害罪被判刑六年，因真诚悔罪、认真改造被减刑两年的大学生李辉刑满出狱那一天，罗昭局长特意赶来为他送行。这位统领着三千六百多名监狱警察的二级警监，亲自把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递给了泪流满面的李辉，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行真诚的祝福：
——愿你从今走好人生路。
而另一名女大学生孙羽则更为幸运。一九九七年年底，她因盗窃罪被判刑四年。入监后，狱警了解到她自幼喜欢唱歌，不但为她练声提供了便利条件，还吸收她参加了市监狱局组织的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心声演讲艺术团”，为她提供了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孙羽振作精神，对声乐艺术的追求更加执着，经狱警多方联系，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校外声乐考级并获得美声七级证书。半年以后，监狱领导又特意邀请中国音乐学院校外声乐考级委员会的专家们专门为孙羽在监区内开设了考场。当孙羽以一曲《我爱你，中国》顺利通过美声八级的考评时，在场的人几乎全都眼含着热泪，他们既为孙羽在声乐方面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同时也为监狱警察们极富人情味儿的表现所感动……
置身在天津监狱的监区里，我常常有一种错觉，仿佛不是在监狱里巡视，而是在整齐有序的工厂里漫步，在清幽洁静的花园里览胜。且不说监舍的整齐、明亮，且不说犯人营养食谱的丰盛与科学，且不说犯人入监后就读的教室从初小到高中应有尽有，只说为违反监规、对抗改造的犯人而设立的单独禁闭室，不但整洁、干净，通风和采光竟也有严格的要求。而表现好的囚犯，不但可以为家中的老人奔丧，已婚者每月还获准有三天与狱外配偶同居，他们住的特别会见室，其实就是一所挺不错的旅馆。于是，罗昭局长讲过的两个本来很枯燥的数字，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变得鲜活了：在天津监狱服刑的犯人中，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因立功受奖而获得减刑；刑满释放人员当中，重新犯罪率不足百分之三，大大低于全国百分之八的水平。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无疑是监狱警察默默的奉献与付出。我固执地认为，在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当一切价值观与道德观都被人们重新审视与定位的时候，要使一个个罪犯弃恶从善，即便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法，也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招术。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走进监狱警察的心灵深处，寻觅一下那里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可惜，两天的参观，行色匆匆，回京的汽车已经等在了路旁。
于是，我和罗昭局长相约：等旧岁将去的日子，我将再一次走进大墙……
上篇 大墙情缘
很久以前，菩萨下凡人间，遇到了一位农夫。农夫问他：“你是什么人呀？ ”菩萨回答：“我也是种田郎呀！”农夫觉得他的气质完全不像个耕田的人，就说：“那你耕的田在哪里，种的是什么种子，用的是什么犁？ ”菩萨笑答：“众生的心田就是我所耕的田，因缘是我播的种子，善是我的犁。我在众生的心田，种下因缘，勤耕细种， 替众生排除烦恼，最终收获善的果实。”农夫一时顿悟，于是潜心修行，也得到了善的果实。由这个传说我想到了狱警。如果把狱警比做农夫，这中间似乎有太大的反差。然而，他们每天确实在辛勤地耕耘，只不过，他们不是在田间播种稻菽谷稷，而是
在犯人的心中播种善良与希望……
——摘自采访笔记
囚犯的嫂子来探监
河西监狱副监区长宋春旭刚一上班，杨队长就向他报告说，犯人王成近来情绪异常，半夜时老是辗转反侧，还经常起来在监号里溜达，在厕所一蹲就是半宿，烟头能扔满一地。干活儿时精神也不集中，总是出废品，被犯人组长批评了之后也不服气，还说，我就这当 代 纪 实样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宋春旭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问杨队长：“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杨队长回答： “我看他有自杀或脱逃的迹象，是不是把他作为危险分子监控起来？”
杨队长的话不无道理。这个王成，因抢劫和盗窃罪被判刑二十年。一般而言，重刑犯因刑期长，感到前途渺茫，不容易安心狱内改造，一有机会便会产生脱逃的想法。不过，王成入监以后经过“脱逃没有出路”的教育，情绪还算稳定；再者说，他如果真的想脱逃或自杀，应该做得不留痕迹才对，怎么会让焦虑情绪溢于言表呢？看来不像。于是，宋春旭问杨队长：“找他谈过话了吗？”
杨队长点点头：“他像个闷葫芦，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问急了，来一句，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们干脆把我崩了吧！”
宋春旭在烟灰缸上轻轻磕去烟灰，沉思片刻，忽然问了一句：“今天星期几？”
杨队长不明白他什么意思，随口答道：“星期二。”
宋春旭一下摁灭烟蒂， 双眸一亮，望着杨队长说：“明天不是王成接见的日子吗？你重点监听一下他和家人的谈话，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犯人入监后，家属每个月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来接见一次，给犯人送些必要的生活用品。接见室是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长方形屋子，中间有一道玻璃墙隔断，被接见的犯人走进去，一人一把椅子，和坐在外边的亲属通过电话交谈。接见室的一头，则有一间不大的监视室，值班民警可以通过电话线路分别监听每个犯人的谈话。
第二天，王成的嫂子来探视了，还带来两个小男孩儿，一个四五岁，一个七八岁。春节刚过，北方的天气仍寒风刺骨，两个孩子穿得很单薄，头发蓬乱，脸被冻得通红。
王成走进接见室以后，杨队长开始监听他和嫂子的对话。只听王成哭，他嫂子也哭。原来，王成被判重刑入狱后，和他没有办理过结婚手续却长期同居的女人跑了，扔下两个孩子，只好由嫂子代管。前一段儿，嫂子给王成捎来信儿，说管不了孩子了！
监听器里传来王成的声音： “嫂子，我求求你了，你帮我带孩子的大恩大德，我来生当牛做马也要报答！”
“兄弟，不是嫂子心狠，但凡有法子，我能忍心这样做吗？ ”他嫂子的声音也带着哭腔，“实在是没有能力呀，这孩子我给你带来了，你就看着办吧！”
王成哭出了声：“嫂子，你不能这样啊！ 甭管怎么说，孩子也是王家的骨肉！你不帮我，我找谁去……”
杨队长放下听筒走出监听室，想去做做工作。不想，王成的嫂子已快步走出接见室，等杨队长追出监狱大门，她正好搭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
接见室里，王成和两个孩子隔着一道玻璃墙相视落泪。民警们只好把孩子抱到大队部，先打来开水为孩子洗干净手脸，又找来衣服为孩子穿上，买来饼干让孩子吃饱。然后，宋春旭命令杨队长带两名民警送孩子回家，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先找到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对孩子的生活做出妥善安排。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程，民警们晚上七点多才找到了河北廊坊王成的家。村长还不错，听杨队长介绍完情况，当即表示，孩子上学免交学费，王成嫂子应交的各种费用，适量少交，村里再定期给一些补助。民警们听了，高兴地握住村长的手，说：“真太谢谢您了，这样一来，对王成的改造太有好处了。”
他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王成嫂子的家。如果说，在这之前，民警们对王成的嫂子还颇有怨言，等一进没有院落的那两间破房，他们的心就被震颤了：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土炕上躺着王成病病秧秧的老娘，嫂子一家四口正在吃饭，苞米粥就咸菜。听村长他们说明来意，那中年女人流下了眼泪，一把搂过王成的两个孩子，说，一家七口，光靠孩子他爹一个人养活，但凡有法儿，我能这么做吗？ 王成的哥哥，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农民，闷着头，往嘴里一个劲儿地扒拉着苞米儿。
要走了， 杨队长掏出仅有的200元钱，递给王成的嫂子。第二天下午，他又风尘仆仆赶到了王成的家，带来了全中队民警和犯人们捐助的一千多元钱和许多的学习用具， 杨队长对那位一脸风霜的中年女人说：“大嫂，我们也只能帮这么些了。家里的事儿，还要靠你自个儿和当地政府。以后，您就多受累吧！ 我代表王成，谢谢您了！”说着，弯下腰向女人深鞠一躬。那女人眼眶一酸，一把握住了杨队长的手：“队长，我会给王成写信让他好好改造，家里的事儿不用他操心了……”
这以后的一天，杨队长把正在车间干活儿的王成叫到了一边。现在，他已经成了改造积极分子，优质高产能手。
“王成，你知道我给你带来了一件什么东西吗？”
王成疑惑地望望杨队长，摇摇头。
杨队长从衣兜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王成。王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照片：两个儿子穿得干干净净正甜甜地微笑。孩子两边，是嫂子、哥哥和母亲，几名监狱民警站在他们身后，正满怀期望地注视着他。照片的后面，是儿子用稚嫩的小手写的一行钢笔字：“爸爸：你知道有一首歌吗？叫《真的好想你》，盼望你早日减刑回家。”
让真诚感动残酷
“刘衡，我看你的情绪有些不大对头啊！ ”河西监狱的分监区长姬广波对坐在面前的犯人刘衡说。
刘衡三十来岁，因为刚剃过头，头皮泛着青光。他个头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宽肩、阔胸，身上微微隆起一块块腱子肉；方脸、短髭，横卧着几道和年龄不大相称的皱纹，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志。他并不看杨队长，一双眼睛望着窗外，目光忧郁。他因强奸罪被判刑七年；刑满释放后不到三个月，又因强奸未遂和持刀行凶罪再次锒铛入狱，因属累犯，被关押到了姬广波这个专门看押重刑犯的分监区。姬广波听值班民警反映，他除了干活儿，一天到晚一言不发，晚上老一个人坐在床头发呆，有时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嗯？”姬广波发出一声鼻音，以加重问话的分量。
刘衡收回目光，瞥了一眼姬广波：“咋不对头啊？我不挺认头的吗？”
“认头？”姬广波倒了一杯水递给刘衡，“那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呀？”
刘衡没想到新来的分监区长竟然连这样的生活细节都注意到了。他接过水杯愣了一下，辩解说：“写信了，谁说没写啊？”
“写信了？ ”姬广波知道他是在撒谎。因为犯人入监后，要写信告知自己的关押地，便于亲属前来探视，这有利于缓解他们的消极情绪；同时，民警们也可以及时掌握犯人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可是，到任不久的姬广波在查档时发现，刘衡父母健在，但他入狱一年多，从未有亲属前来接见过。他的家在宝坻县，离天津不过百八十里，这里面肯定另有缘故。但他没有点破，只是很随意地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家里人没有来看过你呢？”
“不知道。兴许是因为我太坏了，不管我了吧？”刘衡支棱着脖子回答。
“这样吧，” 姬广波站起身，取过纸笔放在办公桌上，“你再写一封信，我去给你发。”
“算了吧！他们不管我了，写也白写。”
“还是写一封吧，老人们再生气，你也是他们的儿子嘛！”
刘衡无奈， 只好站起身，歪歪扭扭地在信纸上写了一行字：“父母，我被押在河西监狱十分监区。”然后放下笔，说，“姬中队，没别的事我走了。”
刘衡离开办公室后，姬广波拿起那张信纸反复看了几遍，更感到事有蹊跷。按照常理，无论什么案由的犯人写信，都要问候一下父母家人，忏悔一下自己所犯的罪行，怎么这个刘衡，只冷冰冰地写了这么一句话呢？ 他略一沉思，在信纸上又添了几行字：见信后务盼能来接见刘衡一次，协助政府做好刘衡的改造工作。每月15日为接见日。切切。写完后，他还有些不踏实，在“切切”的后面又加上了两个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