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同年12月，生下长子爱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章。蒋经国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这年除夕，他心情特别舒畅，约了朋友，聚餐过年，共同庆祝。蒋经国于1937年4月，从俄国带着妻子蒋方良回国，手上还抱着他们的爱情结晶，总计前后在苏联住了将近13年。出国的时候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少年，回国的时候却已偕妻抱子，能不感慨万千？他和蒋介石久违已12载，临别前，蒋介石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他写的公开信对蒋介石批评指责，倍感不安，一旦见面，如何解释？而且他和蒋方良的婚姻，这位洋媳妇，他的父母能看得惯吗？蒋经国感慨万千，于1937年3月25日踏上归途。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对着这位红眉毛、蓝眼睛、高鼻梁的媳妇感到很奇怪。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却使她爱不释手。这位洋媳妇穿起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起宁波话来了。蒋介石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目的。溪口非常安静，可以让蒋经国从容不迫地修身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能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中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毛氏觉得称小辈娘啊娘的，是个罪过，于是给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蒋介石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供小两口居住。
1939年，蒋经国被派到江西南部当赣南专员，从事他第一次的公职生涯。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主妇的生活。她起先不会说中国话，蒋经国临走时，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不教她有浓重口音的浙江官话，她在1年后就可以很顺畅地用国语和人交谈。平时蒋经国在家的时候，他们就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子女中，除了独生女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3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
蒋方良初到中国，比较不习惯的是饮食，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奶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蒋方良到中国后，真正与蒋经国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家团圆的时间才比较多。1945年，生次男蒋孝武，隔了三年，生三男蒋孝勇。在4个儿女中，蒋孝章最体贴懂事，平常在家里也很乖巧听话，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最受祖父母的钟爱。
1945年，她们举家来到上海郊外，这时蒋经国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很少在家。
1949年到台湾初期，蒋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差不多在长安东路附近的巷子里，那里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环境又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西伯利亚，一年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温度在5℃以下。冬天气温平均都在零下4、5℃。初到中国的时候，江苏、浙江都属温带，她已觉得有些不习惯，但总比较暖和一点，夏天也不至于太热，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四季不分，夏天热到30℃，这是她难以想像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不用说有冷气机了。那几年她确实相当不习惯台湾的气候。
在台湾30多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蒋经国的事业也一帆风顺，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兴趣不大，自从与蒋经国结合后，心力都投注到子女身上。她的几个儿女都没让她失望，只有蒋孝文后来长期染病，比较让她伤心。据传闻，蒋方良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偶尔会找一些朋友在外打小牌。因为她的形象特殊，加上个性使然，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在称谓方面，蒋方良不习惯被称为蒋夫人，即便是后来宋美龄离台赴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她贵为“第一夫人”时，她还是坚持不要称呼她为蒋夫人。
蒋方良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中国，她的心境如何呢？其对家乡的感情又如何呢？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在抗战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她生下独生女孝章不久，她曾独自返回故乡一次。随后到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回去了一趟，这次是带着蒋孝文、蒋孝章同行，蒋经国还派了两位贴身侍卫同行。到台湾后，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据传说，1968年6月，蒋方良按捺不住思乡心切，再次返回苏联探望家乡的亲人。蒋方良在家乡停留一个星期后，终于挥别黄昏的故乡———俄罗斯大草原，搭机按原来的路线返回台北。
1988年蒋经国病逝，这对有着五十多年夫妻情分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蒋经国的房间里摸摸丈夫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蒋经国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丈夫的遗容。一年后，当她还未从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就又接连不断地遭到丧子的剧痛。长子蒋孝文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对蒋方良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雳。1991年5月，次子蒋孝武为了照顾母亲方便，请辞所谓“驻日代表”，返回台北任公司董事长，这令蒋方良特别高兴。谁料想，距此不到两个月，蒋孝武却因急性心脏衰竭突然病逝于台北。次子的死对于蒋方良来说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她赶到医院抚尸痛哭。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上苍对她的爱子为何这样残酷。次子走时年仅46岁！然而，悲剧并未结束，1996年，她又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他也只有48岁。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她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域，惟有她守着与蒋经国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在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中过着孤寂的晚年。
蒋经国的秘密夫人章亚若
章亚若原籍浙江，中学时代，她就显露出不凡的文采，成为那时女中的风云人物。章亚若与表哥成亲后，由于二人性格不合最终以丈夫自尽而告终。后来，章亚若与蒋经国相识，二人情投意合，蒋经国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章亚若也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助手。1942年8月，章亚若突然病逝，据说是被蒋介石秘密处置的。对于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
据有人考证章亚若本姓黄，原籍浙江，她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夭折，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是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之中呱呱坠地的。原来周锦华已生了三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女孩自然使老人们十分失望。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核心。她的两位姐姐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一直留在南昌，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中学时代，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此外，章亚若还多才多艺，她自学京剧，唱做俱佳，令人赞叹不止。
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如同己出，特别是与二姑妈章金秀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章亚若结识了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他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大表哥”体形瘦削，不多言语，外表看去，颇有文弱书生的气质。他父亲早逝，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度。1926年，唐英刚18岁，章亚若15岁，在母亲与姐姐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结为夫妻。章亚若嫁做唐家长媳后，不久，就面临了社会变化的考验。1926年后，江西省挣脱了孙传芳的统治，国民革命使江西民众逐渐觉醒，而远在北京、上海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呼声，慢慢传入了江西省南昌市。这样，社会变迁的力量冲击着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真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章亚若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定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她开始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接受各种新事物。她不甘做家庭妇女，外出做事、交游，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传统的落伍生活。两个人个性上的差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这年章亚若23岁，丈夫选择自杀，对她精神打击很大。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她的肩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关于丈夫死因的流言也归结于她。
办完唐英刚的丧事，章亚若大胆地突破世俗规矩，正式迁回娘家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只好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避难。章、唐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身上，章亚若实际上成了一家之主。章亚若的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正在她苦苦思索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消息传遍了赣州市，许多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涌向专员公署，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章亚若也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的。在公署中，章亚若脱下合身碎花的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充实的战时生活。为了不暴露过去的不幸遭遇，不让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她把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妈妈”。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的人，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关于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1939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这样赣州既成为蒋经国政治活动的起点，又成为蒋经国人生最富色彩的乐章。这时蒋经国政途如锦，像在苏联一样，事业如意，也带来了另一段哀怨动人的爱情———王升特别尊重蒋经国的意旨，物色了10个忠贞的学生，暗地里结拜10兄弟。在赤珠岭的桦林中祭奠天地，歃血为盟。其中一位装扮入时，涂脂抹粉的章亚若，飒爽英姿，人称“大哥”。为什么女孩称“大哥”呢？原来蒋经国倡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于是男女同学都亲热地互相称兄道弟。章亚若居长，时年28岁，乃以“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乎乎地叫“小老弟”，表现得十分和蔼可亲。王升和蒋经国既有“师生之谊”，又和章亚若拜过把子，且是章的贴心兄弟，当章亚若和蒋经国发生恋情，王升便从中效劳，成了隐秘“国舅”。这委实是王升升官的关键。
章亚若1939年春至年末，在蒋经国公署做文书工作，蒋很喜欢章的豪爽性格；1940年章亚若受训后，担任蒋的秘书，章对蒋的感情很复杂。据说，章亚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从章亚若自赤珠岭干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