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襄年再一次间接地提醒我，有关我要付出的代价。
在本城，没有免费的服务与带挈。
是否能拿到这些成药的总代理权对唐襄年整个企业王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才是乾坤易转的重点所在。
然而，我豁不出去。
这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一回事。
我从没有想过，金信晖之外我还会有别个男人，即使在他殁后，我都没有这个观念，何况是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摸摸的一段雾水情缘，这将置我的身分与清白于何地？
不成。
一千个不成，一万个不成，一亿个不成。
在周一我虽然一脸凛然坐在唐襄年公司的会议室内，跟大伟明利讨论总代理合约的细节问题，可是，我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
可以卖力，不可以卖身。
不错，大伟明利己表达了他乐于与我们合作的意愿，但他代表伟特药厂开出的条件相当犀利。简单一句话，做他们的总代理，投资非常庞大。
为此，我一时间语塞。从极度的兴奋变为犹疑，以致近乎木讷。
根本不能讨价还价，因为打个折扣还价，我还是要有相当的储备与活动资金，才能做得成这单生意。
大伟明利以为我的沉默是认为他要我包销的数目过巨，于是解释说：“金太太，单一种感冒伤风药给你做总代理，我们并不愿意。如果你对我们的成药品质有信心，那么这另外的几种胃药、止痛药、止疴呕的药都是十分有效的，且反正是发行销售，多些品种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道理我是完全明白的。既然开台食饭，越多人越好菜肴，往往是服侍一个人吃饱肚，使用开支更贵。
然而问题在于资金的周转，我手上固然没有足够现金去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金家肯不肯承接这单生意，犹是未知之数。
这重难言的隐衷就不好意思出口了。
大伟明利还好心一片地说：“我们愿意谋求合作，其实也着重于把整个亚太区的生意交到一个合伙人手上去处理。换言之，我们除非不给予总代理权，否则，一定是要贸易对方包起了整个亚太区来办理，而非只香港一地。实际上，品种多、销路广是作为总代理求之不得的事。”
听他这么解释，把已到口的肥肉放弃当然是百般舍不得的事。
于是，我只好回过头来向一直坐着没有发表意见的唐襄年说：“唐先生，你认为伟待药厂的条件如何？”
唐襄年答：“相当合理，我毫无异议，只看你的主意。”
然后，他摸一摸下巴，俯身上前，对大伟明利说：“我倒有一个要求，大伟，你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我们不迟。”
“请说！”
“容许我们在本城做包装。换言之，我们不要你原装的盒，只要你的一大批药品，到了香港，我们才入进包装内，如此你就可以在价格上再降低一个百分比，事实上，包装在此地便宜得多，且需要有当地的文字作说明，对销售有帮助。”
唐襄年果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商界奇才，他晓得如何绕一个圈，得体地令对方减价，而同时能生出很多相对的利益。
唐襄年还有一点厉害之处，他不需要大伟明利即时答复是起着两个作用的。
其一不急着落实总代理权就显示出我们这一方成竹在胸，对方不答应所请，只会是他的损失，这是欲擒先纵之一法。
其二是他分明看到我的踌躇，于是把再议的机会塞给对方，这就既可以有转寰余地，又没有露出弱点。
看来，跟在唐襄年身边才那么几天，所见所闻所学所识实实在在丰富得难以形容。
送走了大伟明利之后，唐襄年连连拍了两下手掌，道：“大功告成了！”
“我并没有预料到作为这伟特药厂的总代理，需要投资这个我能力负担以外的数字。”
“金信晖的遗产还没有到手吗？”唐襄年问。
“我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还得有一个百分比属于健如母女的。”
每提到此事，我就觉着浓郁的委屈和耻辱，因而要回一回气才能继续说下去：“除非我可以打赢官司，把小叔子的监护权取到手，那么，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产业，就比较容易调动资金，即使多的是不动产，也可以向银行进行按揭。”
“胜诉的机会如何？”
我摇头，不愿意想起罗本堂律师的忠告。
唐襄年说：“先等着大伟的答复再算，他回到美国总部汇报之后，很快就会把合约寄来，你是否签下去，其时再做定议。不过，方心如，我很诚恳地告诉你，这是一个发达的大好机会，真正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问题在你。”
我并没有回避唐襄年的目光。
我知道问题在我。
“待我的官司大定了，知道了结果，再去考虑其他问题吧！”我是这样说。
唐襄年答：“官司赢了输了，情况都是大同小异，你必须得到利必通银行的支持，才能做得成这单大生意。赢了，银行要求你注资的基本金额可以拿得出来。输了，你连起码的本钱也缺乏，要多筹一笔现款，如此而已。”
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银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相当理想了，其余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须的本钱。换言之，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钱，也须安排其余的借贷，把握何在？无非都在唐襄年个人身上。
要永隆行提出什么帮忙与保证，在今日是困难重重的。
客观上，永隆行未有强劲的银行关系；主观上，太多永隆行的股东，也就是我那些直系亲属，不会愿意帮助我去创业，这是肯定的了。
故此，问题在我。
我肯不肯付出代价？
不肯。
当我走出了唐襄年的办公大楼，独自在中环的街道上踱步时，我仍是意志坚决的。
唐襄年说只要晨早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忘记昨夜星辰，无人知晓，就能重新为人。这个意念是惊人的，我无法接受。
我固然不爱唐襄年。
他也不见得爱我。
爱一个人，一定期望与之长相厮守。
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份好奇、好感、刺激、娱乐、发泄。我并不甘心成为玩物，不可以，这是极之有损尊严之事。
人没有了尊严，还怎么活得下去？
整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吧！
伟特药厂的一个发财梦自今天起苏醒就算了。
满城都生机，我还会有灿烂的明天，何必急着把自己抛售？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有这个信心。
然而，很可惜，有时，自信与成功划不上对等符号。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一总亲人站在法庭做供时，说出来的话。
方健如的供词说：“我曾经对大姐提出过重抗议，认为由一个女佣带着三个孩子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尤其是我和大姐都要在永隆行上班，晚上还有一些非去不可的应酬，根本无法分心分神在照顾儿女上头，因而，我坚持要四婶一个人带咏诗，而大姐仍然只依赖牛嫂去照料三个小孩子及金耀晖。”
这暗喻的恶毒还比不上我另一位妹子方惜如，她在回答律师的问题时，挖空心思去冤枉我、诬害我，那种心肠的狠绝，令我有当场吐血的冲动。
律师问她：“你有没有留意方心如跟金耀晖的相处与关系？”
方惜如答：“有的。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大姐跟这小叔子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她的那几个亲生儿还要多。”
“方心如在广州是不是已经习惯跟金耀晖有亲密的相处？”律师又问。
“不是的，我发觉大姐越来越对金耀晖关怀与爱护是这最近的事，这其中可能有一重我估计的原因在内。”
“什么原因？你且说出来。”
“我想大姐是在金信晖去世之后，额外地想念他，因而在金耀晖身上寻到了安慰。”
“你可以具体一点指出你的这个体会的根据吗？”
“我曾经亲眼看到大姐紧紧地抱住金耀晖闭上眼睛，喊出金信晖的名字，并且她说‘啊！请勿离开我！’”我气得双眼爆出血丝来，怒不可遏地要站起来，冲向前去跟方惜如拼了。
她这个出卖人伦、出卖良心、出卖人格的婊子！
罗本堂律师与他的助手竭力把我按下去，阻止我在法庭内做出失礼的行为。
我哭了。
法官宣判结果之前我已经忍不住哭了。
任何一个法官听了她们的陈辞，再有三姨奶奶在堂，加上金旭晖准备成家立室，且照顾弟弟的承诺，我已经知道大势已去。
只是，我从来部不会想到会被亲人迫害得那么惨。
骨肉相残至此，所有的做人信念都已荡然无存。
当我回到家里来，金耀晖红着眼睛走到我跟前来，喊了一声：“大嫂！”
我原本要一把将他抱住好好地再大哭一场，但想了想，还是缓缓地放下了已提起来的双手，无奈地说：“耀晖，我输了，对不起！”
“大嫂，请别离开我，你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就好！”
我没有回应，连连拍了耀晖的肩膊两下，只表示安慰。
这一役的失败，不只是产业控制权的落空，不只是在金家地位凋零，不只是与耀晖感情的受磨损，且是我接受血淋淋的残酷人生的一个开始，是我对人性绝望的一份踏实刺激。
我伤心、气馁得无以复加。
因为，天下原来没有公理。
连在法律之前，不一定是良知得胜，不一定是好人好报，不一定是真相大白。
至此，我才知道要生存下去，好好地生存下去，只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可能顾人情，不可能念亲恩，不可能凭良心。
以后，我要如何自处了？
是同流合污，各出奇谋，以挣扎求存求荣下去；抑或坚持吃亏吃苦，也要维持做人应有的良知与操守？
我的确茫然。
轮不到我慢慢地分析理解，再做决断，就在人生的善与恶的分歧路上，我的彷徨并没有遏止身旁的人对我的迫害。
金旭晖并不认为他应当羞愧，大剌剌地站在我面前，说：“大嫂，我们很快就得搬家了，你要是仍住在这儿的话，我嘱永隆行每月为你交租。”
我没有回话，不置可否。
着实仍未自重创重败的刺激之中恢复清醒的头脑，我无法为自己的出路做出任何决定。
每次坐到永隆行去，跟金旭晖与方健如开所谓公事会议，再轮不到我提任何意见。
提出来也没有用，一投票，我立即败下阵来，徒添伤感与狼狈。
就在这一天，金旭晖实斧实凿地对我说：“大嫂，我看你在这几天就得交出堂费与律师费，你准备好现金没有，如果周转有问题，我们就商议个交换条件……”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答：“健如给我提过，让我想想吧，如果我拿得动资金，解决了应付的打官司费用，那幢在麦当奴道的房子，我还是要住进去的。”
“大姐，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健如问。
这句话我没有答。
她是明知故问，其实，彼此心照不宣了吧！
之所以竭力要把我屏弃，不让我搬在一起住，无非是更进一步不以我为金家的一分子。
同样，我死不肯放弃这个权益，也是为了不要输给健如。没有能入住金家大宅，我就要另营住所之理。
口舌之争是无谓的，必须真金白银地拿出钱来，把问题解决了。
我到罗本堂律师楼去了一趟，计算清楚该负担的堂费与双方律师费，不禁苦笑，这笔欠款，刚好用金信晖留给我的现款，可以偿还掉。
倾出所有，只为保住了身分，值得吗？
连牛嫂都劝我说：“大少奶奶，何必争一时之气。住哪儿都一样，你还是手上捏住几个钱比较值当。”
我重重地叹一口气，把心不定。
小叔子耀晖自从知道监护权落在金旭晖手上之后，一直落落寡欢，当他知道我有可能不跟他们一起搬上大宅去时，惶恐失色地跑到我跟前来说：“大嫂，你得与我们一起搬才好。”
我没有造声。
“大嫂，我舍不得你。”
我只能点头，表示我明白，并非表示我答应。
“耀晖，大嫂还有几个孩子要照顾，必须为他们争取一些保障，不能弄得手中连个活动钱也没有，太险了。”
“你留住在这儿就不危险了吗？如果二哥往后不替你交租，你们岂不一样彷徨。说到底，大宅是人人有份，自家的物业。”
我听懂了，怎么连一个孩子的思路都比我清楚。
对，以现金换回有瓦遮头是重要的。要把我一脚踢开，着实的不容易。
于是，我狠一狠心，提存了名下的现款，结了法庭与律师楼的账。金旭晖就再没有借口，不让我搬到新居去。
新居一共四层，原先计划是旭晖的母亲三姨奶奶住楼下，旭晖与即将新婚的夫人住二楼，三楼属耀晖所有，现今也就是旭晖的管辖范围。他把惜如放到这层去住，耀晖反而是住到三姨奶奶身边。四楼和天台是金信晖的，等于归我和健如分配。
03
搬家的一天，不平的事又发生了。我发觉负责搬运的苦力把我和三个孩子的东西全搬到天台上去。
天台上另搭了间锌铁的房子，那是五十与六十年代在本城相当流行的。举凡拥有天台业权的人，都必定潜建一问木筑的或锌铁房屋，或自用，或分租给一些比较贫苦的人家，总算地尽其用。
我就觉得不满和奇怪，抓着其中的一个苦力问：“喂！干么把这些家具杂物抬到天台去？要放到四楼去才对。”
苦力瞪我一眼：“真是五时花六时变，刚才抬到四楼去，又嘱我们运上天台来，究竟你们主意定了没有？”
“定了，我是金太太，当然是由我做主。”
“一共有多少位金太太？我们都搅不清楚，总之，都是金太太吩咐我们的，听谁的？”
苦力自肩膊上扔下了东西，把条脏毛巾往脸上一擦，没好气瞪我一眼就走了。
我冲到四楼，刚好见着健如，揪着她问：“是你的主意？把我们一家几口的行李家具都搬到天台那锌铁屋去？”
“大姐，你孩子多，天台空旷地方大，正好合用。”健如并不讳言，竟如此直率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