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倒下了。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