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