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