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信号一定不是之前“我”在电话听到的,那个信号一定是特派员改的,他们最后被发现在电报室附近被枪杀了,我不知道特派员改那份电报是什么用意,但这就可以解释,当我们第一次进洞之后,工程兵整理电缆的时候接通了电话线,立即就有电流让电话响了。
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我相信怎么也不就不离十了,如果是那样,那我去救他们的概率太低了。第一,我不可能去救那个老专家,时间上来不及,寻找太花时间,唯一可以救的就是小聪明这一波,可惜特派员没有死,小聪明死了,我即使去救一定也是失败。
不管如何,这方面我觉得见机行事就行,其实我心中已经放弃了,这么想只是让自己好过点,在特派员精力被他们分散的时候,我反而有了优势。
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跑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很从容的干一些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黑暗中做出通往出口的标记,哪些灯很难破坏,我只能一盏一盏爬上去看灯丝的情况,尽量做出一道最安全的一路上路灯都不亮的路线。在每个转弯口都坐上记号。
做完之后,我掐着时间等待,让我觉得好笑的是,特派员一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显然他打死也不认为,袁喜乐会在这个地方。而事实上,如果他不知道我的底细,他也一定认为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也想这么走了算了,但如果没有袁喜乐搅局,我们那批人进来后的结果,可能是和第一批队伍一样被特派员连锅端了。
我在黑暗中,陪了袁喜乐大约一个月。我在这个区域里,找到了好几只包,应该都是小聪明他们发现毒气之后,狂奔下抛弃的重行李,里面有不少罐头,我们靠这些罐头和我包里的牛肉度日。
这一次的黑暗中,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温存,她一开始一直很谨慎的看着我,慢慢的习惯了我的存在,放松了下来。
我们聊了很多,我编了一个关于伊万的故事,和她说了很多我的事情,她一直安静的听着,我能感觉到她对于我的态度在软化,但是,只仅仅是最浅的变化。我看着她就在我面前,离的远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我拥抱过爱过的袁喜乐,但是,只要我一靠近她些。她立即就会变的陌生起来。
后来我放弃了,我们在黑暗中一直掐着日子算着时间,到了我记得“我”下来之前的几天,我和袁喜乐出发了。
路上我们并没有碰到特派员,他一定就在附近,但是这个地方太大了,即使我们不是那么小心翼翼,也很难碰到。
之后的事情,乏善可乘。
我准备了两张纸条,一张是“小心裴青”一张是“下落水洞”
对于第二张纸条的作用,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一张纸条,我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我要让“我”小心裴青呢,他不过打了我一枪?
我无法肯定是否所有的纸条都是我放的,但是,这些纸条都是使用了劳保本的纸,这种纸质很好,而且因为是特种使用都具有防水性,既然来源一样,所以应该都是一个人写的。
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不敢不送,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小心裴青”这张纸条我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不会在裴青反常的时候,觉得他的行为不正常。
说起来这张纸条是我所有的判断中,最无法解释的一个,因为似乎之前我所有干预的事情,都正中事情的关键点,而这张纸条明显不是。
我写完后,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似乎是一种“控制”我用这张纸条,仅仅为了引起“我”对于裴青的注意,但这是没有动机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过这张纸条,我是不会想到要送出这张纸条的。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这不同于我的“干预”,干预只是野蛮的在任何需要引导的时候引导,而“控制”的感觉,却精细的多。
我想起了我在床后看到的哪些被刮掉的字,这里的事情很不简单,虽然我现在写了两张纸条,但它们并不一定能送出去,这个“控制者”其实未必是我。
如果有人在非常精细的引导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那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比如说,本来事情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有人为了使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设计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干预”这些干预,有些很关键,比如说我的“下落水洞”纸条,有些却很难察觉,比如说“小心裴青”这种带着“小心”字眼的纸条,改变的王往往是我们的心态,从而引起一连窜的反应。
这算是奇思妙想,我很快就放弃了,只要我把纸条都送出去,那么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一切都是我瞎想。如果不是,那么我经历的一切,恐怕都在另外一个更大的局里,我现在是不可能抗拒的。
我宁可相信前者,因为后者虽然我隐约已经有了感觉,但是那太可怕了。
当然,我无法证明它是否存在,因为可能性太多了。也许,第一张纸条真的是陈落户塞给我的。
这种事情,只能随机应变了。
我们在黑暗中通过一条岔洞回到了当时进来的暗河支流,走了很久,一下就听到了前面的枪声。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终于遇到了“我们”
我立即冲了过去,一下就看到了前面的悬崖,钟胡子躺在了上面,裴青正在悬崖上开枪通知后面的“我们”我远远看着,钟胡子一动不动躺在瀑布下,显然已经遇难了。
我让袁喜乐先等在瀑布下面,自己顺着一边小心翼翼的爬上去,此时我知道“我”正听到枪声赶过来。
我潜伏在黑暗中,慢慢绕过裴青,他正在万分焦急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我,绕开他一段距离后,我开始在乱石中一路狂爬,在黑暗中看着副班长和几个战士先跑过去,然后是“我”和王四川,我躲在石头后面,等他们过去,之后回到了宿营地。
我拿着纸条,就看到“我”的外套放在篝火边烤,我把“小心裴青”的纸条塞到了“我”的口袋里,刚想离开,就听到有人问到,“出了什么事情?”
我回头一看,发现是陈落户,他捂着手也爬了回来,显然刚才追我们追了一半就放弃回来了,这家伙力气不小,但是不够灵活,在这种地方跑是要了他的命了。
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妥,又问了我一遍:“出了什么事?老裴打枪干嘛?”
我看着他,又听了听远处的枪声,忽然脑子一闪。
我对他道:“好像有人掉下去了,我跟不上他们,没看到你就先回来看看”
他指了指腿,我扭了一下,你别管我,我没事。
我装出很担心的样子:“那行,我再去看看,你待在这里。”说完再次跳入到黑暗之中。
跑了一段时间,我再往回看,就看到陈落户坐下了,没有任何异样。
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在这里的黑暗下,他认不出我来,看来这一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变化多少。
我想着就意识到我能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事情,比我想像的要多的多。
我重新一路小心翼翼等他们背上尸体离开,爬回到瀑布下,带着袁喜乐爬了上来,再次回到营地。
当我们在黑暗里,看到“我”和王四川他们在篝火下休息的时候,袁喜乐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臂,指甲都掐到了我的肉里。
我仔细看着“我”自己的样子,感觉十分奇妙,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到在远处的黑暗中,凝视他的人有如此奇妙的遭遇。
我回头看了袁喜乐一眼,关键的时刻到了。
我推了袁喜乐一把,对她做了手势,让她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她第一次坚定的点头,我相信她终于完全相信了。
我们对视着,她深吸一口气,转身想走,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拉住了她,在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吻了她一下。
出奇的,她只推了我几下,没有拒绝,分开后,在远处篝火的淡光中,我发现她的眼神非常复杂。
我对她做了一个保重的手势,她盯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听着那边我以前亲身经历的动静,内心平静的自己都害怕。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迅速说完,我在“我们”过水牢的时候,估算着把裴青拉进了水里,等我下水以后,把一具尸体推向了“我”自己,在“我”惊恐莫名的时候把第二张纸条塞进了我的口袋。
接着我跟着“我”到了大坝,在所有人进入沉箱之后,启动了开关,把他们降入到冰窖里。
之后就是“我”的事了。
六十五、煎熬
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面上。
外面有很多人,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走上了临时的栈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但并不感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不仅是情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
对视中,他问我道:“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偷偷爬上火车,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但这不太现实,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事情会很难办。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
王四川觉得可行,我们查了地图,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
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来换取粮食。一直挨到立夏,我们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先回了老家,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说自己做了逃兵,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先藏了起来——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只好回老家,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另一边,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决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
那段时问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难认出来,倒也不是很担心,身上的证件齐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饭坐车什么还都是免费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绝密的一个项目,我知道一切都绝不可能在表面上被查到,但是,袁喜乐还活着,我一定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她。
她是东北人,我走遍了东三省几乎所有的医院,一路上,经过了不少地方,除了东走西看,空下来的时间,就是想着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说实话时间真的不长,但闭上眼睛,一切却仿佛都在眼然而,袁喜乐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论怎么寻找,都没有一丝线索。
我从坚持,一直找到绝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王四川,我的心里,已经认定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矿上工作,他的父亲权力很大,他顶了一个身份,也不求发展,只求能在那个小地方安稳地待下去。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会想办法让他父亲也帮我项个身份,被我谢绝了。
“文革”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各种运动风潮涌动,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他听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当时最合理的情况,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
袁喜乐是孤儿,会由单位负责,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所以,很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南方。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况会很少,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却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着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刚找到医生,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想去病房看看,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
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说话,但是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尾声
这是我的故事。
说得准确点,是我年轻时的故事。
在风云飘摇的几十年里,这些记忆,这些恐惧,这些爱情,一直深埋在我的脑海里,我以为它们迟早会被消磨、忘记,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重新拿出来,吹掉上面的灰尘,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那些纹理。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