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过不小的麻烦。丈夫陈小三是一个本分老实的男人，看着娶了农村老婆的同事一个个的都把老婆孩子的户口转到城市，自己却一直让老婆住在农村，不免有些愧对妻小，好在张兰不是很计较这些。
结婚后，张兰生了个女孩，当时，一个家庭养三四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他们结婚以后一直在两地分居，丈夫觉得让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就和妻子商量，将来分了房子，全家搬到唐山以后再要第二个孩子。
在当时，这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的一个，他们的生活平淡而真实，本来他们可以这样生活下去，直到多年以后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不幸的是，命运对他们却有另外的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厄运降临到了这个家庭。当时，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人民公社虚报粮食产量，煤矿也亦步亦趋的开始大幅度虚报煤炭的产量。在陈小三工作的升平煤矿，为了让实际产量接近上报的数量，越是接近年底，工人的任务就越是繁重。
1968年11月4日，7号矿井的主工作面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蛛丝马迹，可是眼看着全年的任务无法顺利完成，领导和工人都心急如焚，没有人提出停工的要求，大家抱着侥幸的心里继续采掘。5日下午，陈小三所在的工作面忽然塌方，他和另外三个掘进工人被埋到里面。
事故给升平煤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工人全力以赴进行着营救工作，大家心里都明白，被埋在井下的工人已经没有希望了。6日早上，张兰收到电报，孤身一人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唐山，这个朴实的女人跪在矿井边千万次的祈祷，希望丈夫能活下来。7日下午，当工人把已经被砸得变了形的丈夫抬到井上的时候，她只看了一眼就昏了过去。
9日下午，张兰到西郊火葬场送别了丈夫。
当时，煤矿领导要送她回妹妹家，被她谢绝了，她想清静一下，于是拖着疲惫的身子独自从几公里以外往唐山市区走去。
丈夫的死对张兰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短短几天的功夫她的头发变得花白了，以至于这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看上去足有五十岁。
走在荒凉的街道上，她的心撕裂般的疼痛。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连个招呼也不打。上周一凌晨，丈夫上班前还怜惜的为自己掖了掖被子，谁知道那竟然是去世的丈夫留给她的最后一丝温存。
此时此刻，张兰痛悔难当：为什么我没能为丈夫多生几个儿女？他总说要等搬到唐山以后再生，可是我早就知道他非常喜欢孩子啊。
就在这个女人以一种极度自责的心理怀念着丈夫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猫叫般的哭声。在光明电影院门前的石柱后面，她惊讶的发现那个被遗弃的婴儿：丈夫显灵了？是他把这个孩子送给了我？
张兰怀着极度忐忑的心情把孩子抱到了妹妹家。
多年以来，妹妹的身体一直不好，本来她要陪姐姐去火葬场，可是被张兰拦住了。妹妹也是苦命的女人，结婚不久就因病割除了子宫，不能生小孩了，好在妹夫杨育山对她还好。——妹夫是车工，前几天搬运工件的时候闪了腰，正住院休息，所以张兰只能单独一人去送丈夫。
张兰抱了一个孩子回来，妹妹的眼睛一亮，连忙张罗奶粉奶瓶。两个女人在忙碌中暂时忘却了不幸。
孩子躺在床上用黑胡椒一样的小眼睛看着两个女人，满足的吐了一串泡泡。
“姐，这孩子真好，你已经有妞妞了，就把他给了我吧。”妹妹忐忑不安的看着姐姐的眼睛。
“这孩子是你姐夫走的时候怕我孤单，特意给我送来的，要是给了你，我怎么对得起你姐夫？你再要一个吧。”张兰虽然有些歉疚，但是却非常坚决的拒绝了妹妹的要求。
孩子的襁褓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的稿纸，上面写了三个暗红色的大字：郑浩然。她本能的想把那封信连同信封一起毁了，犹豫了一下，又贴身藏了起来。
“好像是他的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妹妹贪婪的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暗自下定了决心：一定尽快领养一个。
“应该是吧，就叫他陈浩然吧。” 张兰用奶瓶细心的喂孩子喝着奶粉，幽幽的笑了，丈夫去世以后，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陈浩然不好听，不如叫陈浩，怎么样？”妹妹建议道。
“好，听你的，就叫陈浩。” 因为不能把孩子送给妹妹，张兰有些过意不去。
第二天，张兰带着孩子回到了丰润县的农村老家。
在丰润县石各庄乡东魏村，陈浩在母亲和姐姐的双重呵护下渐渐长大了。
到唐山大地震那年，陈浩在同龄孩子中已然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小霸王，家长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要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淘气，不要和别人打架，见了陈浩千万记住要躲着走。
家长们是有道理的，在东魏村，你可以把大队长（当时的村叫大队，村长叫大队长）拉过来打几个耳光，其后果充其量是多穿几双小鞋，没有人当真敢把你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惹了陈浩，那么前景就值得担忧了
四岁那年，陈浩被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孩子打了两下，末了那个孩子还骂他是个没人要的野种。陈浩挨了打以后忙不迭的跑回家问母亲：“为什么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野种？野种是什么啊？”
母亲仿佛被噎了一下：“谁说的？”
“后街的二嘎子。”
张兰拍了拍儿子的头，笑了，她把饭菜端上来让姐姐陪他吃饭，然后自己提了菜刀走出家门，逢人便问：“看到刘家二嘎子没？”
于是，不到半个小时，整个村子就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二嘎子的父母向孩子问明了情由，连忙请几个亲戚把孩子护送到五公里外的亲属家，然后战战兢兢的来给张兰道歉。
张兰直勾勾的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提着菜刀，围着他们家来回转悠。
见张兰表现得如此不讲道理，二嘎子的爹火冒三丈，他悍然声称如果张兰胆敢动他家孩子一根汗毛，他就拿火药枪崩了张兰全家，可是张兰似乎一点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队长来了，书记也来了，大家苦口婆心的对她做着思想工作，再三申明孩子打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不要分裂，可是张兰对领导根本就不予理睬，于是政府没有法子好想了。
二嘎子的爹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围着队长跑前跑后的要主意。
队长，您还是把她给关起来吧，要不然我家二嘎子……
凭什么关人家？她又没砍人。
现在没砍，可是当真砍了就晚了不是？
只要她还没有砍人，就还是好人，政府怎么能随便抓好人啊？
那照您这么说，非要等她砍了我家二嘎子，成了坏人以后政府才能抓她？
话不是这样说，政府也不希望出这样的事情，不过你们当心点就对了。
那起码该缴了她的菜刀啊。
没有砍人，菜刀就不算凶器，政府凭什么没收人家的切菜家伙？我们不能不讲道理啊。——你们也是，惹谁不好，偏偏惹她？张兰最忌讳别人说他家孩子是拣的，可好，你们连野种都骂出来了……
天地良心，我们可没说那孩子是野种啊，是小孩子不懂事……
小孩子，小孩子还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这女人神叨叨的，就算她当真砍了人，政府又能拿她怎么样？
二嘎子的爹听了队长的话，懊悔得直打自己的耳光，发狠说不用张兰动手，干脆自己去把二嘎子打死算了。
队长见劝说无效，便驱散了围观的乡亲，然后安排几个民兵轮流跟着张兰，命令他们有什么新情况必须及时汇报。
张兰不紧不慢的提着菜刀在村里转悠，她在前面走，后面紧跟着执勤的民兵，然后是几个想把热闹看到底的闲人，以及提心吊胆，随时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二嘎子家的亲属。到了半夜，她忽然想起什么一样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对了，他家在刘各庄还有亲戚，到那儿看看。
以张兰为首的一队人马还没走出村子，就被二嘎子的父母当街拦住了，二嘎子的父亲，这个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汉子在村头扑通一声跪在张兰的前面号啕大哭，央求她手下留情，诅咒发誓说从今以后儿子再也不敢随便动陈浩一个手指头，不单如此，村里但凡任何人胆敢招惹陈浩，他就要第一个出来和他们拼命。
张兰冷漠的看着跪在对面的一家人以及围观的众多相亲，终于冷冷的说了一句：“我儿子不是野种。”然后没事一样回家睡觉了。
从此，“野种”这个词在东魏村彻底绝迹了。二嘎子事件以后，成年人见了四岁的陈浩都手脚发软，他们自然是宁肯打折自家孩子的腿也绝对不敢让他们去招惹这个小霸王。人人都明白，为了这孩子，张兰连命都可以不要，谁还敢不对他敬而远之？
就这样，陈浩在母亲和姐姐的溺爱中变得横行霸道，七八岁上就成了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角色。好在母亲和姐姐虽然对他的疼爱得有些过分，但是在品行教育上还算不含糊，陈浩在外面惹是生非，可是回家以后对母亲和姐姐却非常尊重，因此他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流氓。
一直到大学毕业，陈浩都显得有些任性骄横，从小和村里的伙伴打架所练就的一副不要命的劲头也让他在大学里面小有名气。
陈浩身高一米八十，长得很英俊，为人仗义，打架不要命。这几个特点很快就让他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成了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人们常说，大学是象牙塔，而象牙塔里难以遇到真正的亡命之徒，也很少有阴险歹毒之辈，因此类似陈浩这样的人在这里通常遇不到真正的敌手。在这里，虽然他自我膨胀的程度比较严重，但是豪爽的性格以及为人的大度也让他结交了许多朋友。
然而，大学以及毕业以后即将踏入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了，他的身后也没有了提着菜刀随时为他玩命的母亲的呵护，对于陈浩而言，碰壁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他读的是林业大学，毕业以后来到了东北林区。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做过长达八年的伐木工人。
陈浩生性天不怕地不怕，这不但让领导觉得头痛，还捎带有些怕他。他不喜欢身边那些文绉绉的同事，却顺理成章的和生产第一线的林区工人打成了一片。早在实习阶段，他就经常拿着指导员（在林区，人们习惯上总是把党委书记称为指导员）的那只步枪出去打猎，打到狍子或者野兔什么的，回来就跟大家一起喝个烂醉。
他活得无拘无束，大学毕业以后许多年都没想到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点什么规划，本该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却根本就不想当真把自己和任何一个认识的女人捆在一起过一辈子。
每年春节回家，母亲和姐姐都问他，对象的事情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结婚，他总是三言两语的搪塞过去，内心深处却觉得她们很烦。
他就这样潇潇洒洒的活着，直到1995年才遇到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
这一年他27岁，在林业部门工作也刚满五年。
9月里，陈浩因为一件小事和市林业局副局长的小舅子口角了几句，对方在单位横行霸道惯了，两句话不合就给了他一个耳光。陈浩哪里受过这种气？于是不由分说把那小子按在地上就暴打了一顿，一个不小心居然打断了对方的鼻梁。
局长大人当然不肯吃这样的哑巴亏。——其实他本人也看不上这个狗仗人势的小舅子，可是陈浩这小子也忒不给他面子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大人把脸一板：“这都成了什么了？打架斗殴，是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局长脸色不好，下面的人立马屁颠屁颠的行动起来，通知派出所先关那小子半个月，再关照里面的熟人多照顾照顾他。陈浩的直属领导也不含糊，立刻行动起来，把整顿职工队伍提上了日程，对陈浩大会点名，小会批评。
陈浩在管教所里面关了半个月，遭了不少的罪，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的火，单位再拿他当典型，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当众把茶水泼到了领导的脸上。
这下可好，你小子不是死不悔改吗？整理一下材料，干脆开除公职算了。把陈浩的材料以及处理结果报到局里，副局长看了大吃一惊：有这么严重吗？他有些埋怨这些人过分热心了，可是这些下属慷慨陈辞，义愤填膺，没给陈浩留下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他的材料已经通报了全局，处理结果无法挽回了。
局长大人黑着脸把这些忠实的下属臭骂一顿，末了还给了小舅子一个耳光。下属捱了骂以后均感是倍感荣幸：他老人家可从来不骂人啊！
陈浩的一干弟兄都为他抱不平，大家撺掇他去省林业厅告状，陈浩一笑了之。在这里呆得够久的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苦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老子正想去深圳闯荡一番。
想到自己被开除的事情一定会让母亲非常伤心，于是陈浩打算多耽搁几天，趁十一假期回家看看，也好有个说辞，不料一个突发的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
9月24日，一个同事匆忙给他送来了一封电报，是姐姐拍来的，上面只有五个字：“母病重速归。”
陈浩吓得一哆嗦：母亲的身体一直好好的，上个月姐姐来信还没说有什么不妥，怎么忽然病重了？
姐姐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如果她说母亲生病，那么母亲的病就一定很重，握着那张电报纸，陈浩的手有些发抖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简单收拾一下，直奔火车站。
陈浩踏进家门以后，绝望的发现，母亲的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此刻她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无药可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一般把他打懵了。
在陈浩的记忆里，母亲身体健壮，她一直都在凭一己之力担负着起全家的重担，他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了慈祥而平凡的母亲，家会是什么样子。晚上，他在村东的河边绝望的哭到半夜，等他轻手轻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