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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式被苏仁救出羡道园，又与苏仁言，城外驻军密州府兵马指挥司都总管常九车是其好友，可前往军营求救。苏仁背着刘廷式赶到军营驻地，见着了常九车。而后，常九车引兵三百赶往羡道园，将园中所有人等悉数擒拿，其中便有亓正光、薛雾等人。
亓正光被推至堂前跪下，垂头不语。苏公冷笑道：“密州府四大班头，项辰、张兼、李吉皆被本府拿下，只差得你一人，此番便要齐全了。”
那亓正光急忙道：“大人，此中阴谋皆是齐司理所为，小人一时受他蒙蔽，犯下此错，恳请大人网开一面，饶恕小人这回。小人定将功折罪，将他等阴谋行径一一告知大人。”
那厢齐默濂闻听，脸色发紫，怒道：“亓正光，你这见风使舵的小人，亏我这般待你。若非有我，你焉能吃官粮？”
亓正光鄙夷的望着齐默濂，恨恨道：“当初若非送你一百两银子，我焉能进衙当差？”
齐默濂一愣，尴尬道：“那一百两银子我却未得一两，皆是任大人拿去了。”
苏公见他两人东怨西怒、反唇相责，遂将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亓正光，本府先问你王率与丁子富两案，你且如实招来。”
亓正光点点头，叹道：“那夜，郑子直引他好友王率来找小人，原来是为丁子富抱不平，欲待新任知州大人来后递状，央求小人在中间周旋。小人知晓其中利害，哪里敢答应，便极力劝说他二人，免得招惹祸端。只可惜那王率不肯听小人言语。而当夜小人等言语不合被小人大弟安如卿偷听得，这厮与薛雾本是狐朋狗友，便将此事告知了薛雾。薛雾甚是气恼，来寻小人。小人无奈，只得如实相告。那薛雾素来蛮横霸道、心狠手辣，口口声声要教训郑子直、王率。因着小人与郑子直是表兄弟，便在薛雾面前再三求情讨保，故而他等未对郑子直下手。但隔了几日，小人听说王率失踪了，便知是他等下了手。后来才知晓是薛雾与项辰合谋。”
苏公冷笑道：“本府记得，你曾对本府说过，那方恭禾与前任知州任翼任大人十分要好，此外还有通判大人。却不知此话从何而来？”
亓正光瞥望了齐默濂一眼，道：“此话乃是齐司理授意，令小人在大人面前有意无意言及，意图令大人厌恶刘大人。”
苏公想起初见齐默濂时，他为人随和寡言、谦恭谨慎，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官服，宛然一个清正廉洁之官，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做戏罢了，端的令人作呕。
苏公又想起齐默濂言语中似有意无意言及任翼与刘廷式干系，淡然道：“此是齐司理一贯伎俩，言语中隐含机心。只可惜谎言终归有戳穿之时。”那齐默濂默然无语。
苏公又道：“王率一案因丁子富一案而起，而丁子富一案，罪魁却是薛雾。那薛雾与丁子富有何冤仇？”
亓正光叹道：“他二人本无冤仇，只是为了房屋之事，那丁子富不肯搬迁，方恭禾甚是恼怒，便雇请了薛雾一伙，痛下毒手，酿成血案。因方恭禾又与任大人、齐司理等人甚是要好，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苏公冷笑一声，道：“果然是官商勾结。”遂抽出一支令签，道：“常将军，烦劳你率人将方恭禾拘来，并围住方宅，未得本府之令，任何人不得出入。”常九车上前领命，接过令签，大步去了。
第三十章
苏公又令人将薛雾押上堂来，遂抽了一支令签，喝令杖击五十。众公差不敢怠慢，如狼似虎，将薛雾掀翻在地，一通好打，直打得那薛雾皮开肉绽、哭娘叫爹。打了五十杖后，薛雾爬在地上只是一味痛苦呻呤。苏公冷笑一声，复又抽出一支令签，高高举起，厉声逼问。薛雾抬头见得，心中惶恐万分，急忙求饶，只道愿招。苏公放下令签，令其一一招来。那薛雾终究是个泼皮，只顾眼前，早将所知一五一十悉数招供。除了丁子富一案，另供出打人杀人、抢劫、奸污案共计十余桩，帮凶同伙达二十余人。苏公令薛雾签字画押，又令书吏抄录一份名录，交与赵古城，令他率人依照名录捕人。赵古城领命去了。
苏公令人将薛雾押下，而后又取出一摞帐册。众官吏不知何物，面面相觑，惶恐不安。苏公将簿册拿与刘廷式看，刘廷式惊讶不已，原来是东君街物业买卖簿册。
刘廷式看罢，连连叹息道：“刘某身为通判，却无有作为，致使密州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实是惭愧至极。”
苏公叹道：“刘大人休要自责，今日之密州，有如布坊染缸，你能饮泉清节，一色不染，已是十分难得。威逼与利诱之下，刘大人不挠不折、傲霜斗雪，又是何等了不起。”刘廷式闻听，心中暗自庆幸朝廷派遣苏轼来密州。
苏公再看众官吏，脸色铁青，将一卷物业买卖簿册高高扬起，厉声道：“东君街之物业，买卖价目昂贵，一处店面少则五六百两，多则一两千两，非大户商贾难以购置，分外是哄抬所致。而本府却又发现，此中竟多有府衙官员胥吏。本府却要问你等，一年俸禄几何？你等购置物业之钱财，从何而来？本府以为，此事值得深究。此外，还有署家眷亲戚之名者，亦在深究之列。”
刘廷式连连点头，道：“我等官吏之家财，当清清白白，不能授人话柄。刘某以为，但凡官吏，其家财皆可公示，如此可防腐肃贪，刘某愿做第一人。”苏公点头。堂下官吏，凡心藏不轨者，都惊恐不已。齐默濂冷笑不止。
苏公又道：“若再细看，又可发现一点玄机，这东君街物业之买卖，但凡那些官员胥吏，与寻常大户商贾相比，价钱却要低得许多，少则两三百，多则近千两，为何官吏与平民之间存在如此差异？那方恭禾乃是个商贾，为何舍却这一大笔银两？其中蹊跷，不言而喻，无非是官商勾结，意图谋求更多更大利益。我大宋各路州府，官吏臃肿不堪，而所谓吏治，关涉的设置、配备、选拔、任用、升黜、奖惩、考核、监察、道德、操行等等之类，不过是一纸空文、一句空话，言来说去，贤者愚人，皆在用人者之喜好。任人唯亲、此朋党比周，乃我大宋吏治之大患也。而天下之人，人人欲削尖脑袋进得衙门为官为吏，为何也？”
众官吏低头，默然无语。苏公又道：“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我等官吏之中某些人，他等为官为吏之目的，不是为民造福，而是为己牟利。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而他等官吏牟利，可谓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想方设法、钻洞觅缝、抵死漫生，是如此猖狂、放肆而又无忌。常言道：盗亦有道。而他等官吏敛财之行径，比那剪径的强盗都不如，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正合了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他等牟利之道，端的非常，往往巧立名目，有些令人苦笑不得。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而他等做了娼妓兀自要立牌坊，又假手中之权，强行禁民之口。岂不知《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以上种种情形，日益严重，我等州官，不可不察呀。”
刘廷式叹道：“这等贪官污吏，牟利越多，贪心愈大，先或遮遮掩掩，而后则明目张胆；先惧怕百姓，后欺压百姓；再到后来，便是无法无天，但凡妨事者、异己者，无论是民是官，不惜一切手段，皆要横扫一清。”
苏公点头，幽然道：“治贪反腐，有如治病。人之气，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邪气生，则人病，医药者，祛邪气。若任由邪气蔓延，则病日益趋重。久不医治，待到邪气遍布全身，则病入膏肓，再行医治，悔之晚矣。我密州府并诸县今日之情形，正是邪气蔓延之时。”
刘廷式感慨道：“苏大人言之有理，我密州府并诸县吏治之整顿，迫在眉睫。”
那厢齐默濂闻听，发出一阵冷笑，隐含嘲讽道：“今之世道，可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捞，那些不贪不捞的官吏，或是无权，或是胆小，或是新手，待到手中有权、胆量壮大，便亦如蝗虫一般贪婪。苏大人、刘大人，你等清正廉洁、雄心勃勃，纵然一时惩治了我等官吏，又能如何？你等可知：东君街建造之事，任翼大人少说也捞取了上万两银子，他在密州三年，依小人估摸，他贪污索贿，不下十万两。而其中多数银子，他又送与了京城三省六部御使台寺的众多京官。否则，他怎生能升迁到礼部？那些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苏大人、刘大人，你等又能怎生奈何？你等所为，不过是九牛拨去一毛、冰山敲去一角，丝毫改变不了甚么。休要说大宋天下，即便是密州府，你等也只能改变一时而已，因为你等终究有一日要离开密州的。二位大人皆饱读诗书，岂不知王仲淹言：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
苏公、刘廷式闻听此话，顿时哑口无言。
此刻，但见常九车大步流星入得大堂，急急拱手道：“禀大人，那方恭禾被人杀死了！”
（本卷完）
后注
一、苏轼上任时的密州，可谓地瘠民贫。苏东坡在相关奏表中写到：“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苏东坡又在《后杞菊赋并叙》中写到：“而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太守与通判生活尚且如此，寻常百姓便可想而知了。本文情形与历史有差异，请勿细究。
密州通判刘廷式，字得之，《宋史》只说他是齐州人，而清末所编《山东通志》，则为齐州历城县人（即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明末历城县志、清朝乾隆时期的《历城县志》，都说他是历城县人，并为之立传。
二、宋代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故而宋代的商业与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民间经济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繁荣。宋神宗就曾颁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苏东坡主张“轻赋役”，提出减免零售商的赋税，刺激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收入。（《苏东坡全集之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言道：“小商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
宋代律例对于买卖契约，尤其是不动产买卖契约有详细规定，成立条件有：“先问亲邻”，即业主欲出卖不动产时，必须先询问房亲、邻人有无购买意愿，“四邻俱不买，乃外召钱主”；“输钱印契”，即不动产买卖契约比较缴纳契税，并由官府在契约上加盖官印；“过割赋税”，即在买卖田宅的同时，必须将附着其上的赋税义务转移给新业主；“原主离业”，指订立不动产买卖契约后，必须转移标的的实际专有，即卖方必须离开产业。
关于修改版本
《苏东坡断案传奇》，又名《大宋苏公案》，现已经完成湖州篇、黄州篇、密州篇三部，长短故事有三十个。
这是一部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相结合的作品。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以写古代的冤狱公案故事为主，现在流传下来的公案小说大约有几十种，最著名的莫过于《包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等等。这些公案小说主要以洗冤录为主，附以民间传说，后来有部分延伸为侠义小说。这些公案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也比较公式化，缺乏惊险的悬念和严密的推理，甚至杂有一些迷信糟粕。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荷兰汉学家罗伯特·汉斯·古利克（中文名：高罗佩）受到清代初期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影响，创作出了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热爱汉学的荷兰人高罗佩称《大唐狄公案》为“新型的公案小说”，沿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话说，《大唐狄公案》开辟了世界侦探小说领域内一个极其珍贵的支脉。只可惜一直以来没有人走过。
应该说，本小说基本上走的是《大唐狄公案》这条路，为了尽可能的接近早已灭亡多年的中国公案小说原貌，所以我采用了古白话文这种几乎绝迹的中国传统文笔。对一些读者来说，有一阵久违的熟悉感。同时也有相当多的读者感到陌生、不习惯，以至于弃之而去。于我而言，这只是萝卜白菜的问题。最开始写故事是为了自娱自乐，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工作的变故，思想的变化，越来越觉得故事的布局是次要的，通过密州、湖州、黄州这段苏东坡人生中的特殊时期，能够进一步了解苏东坡这个历史人物，特别是苏东坡的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同时也夹杂着与我（或者说我们）同样迷茫的出世与入世、悲观与乐观、失望与希望、鸿翔鸾起与激流勇退、社会的丑陋与人间的美好，等等工作生活中诸多现实而又痛苦的矛盾。
小说终归是小说，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是不符合历史的，我在每个故事的结尾附有后注，说明解释一些事情，以免误导读者。即便这个世界上误导人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有的后注实际上就是我写该故事想要表达的主旨。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读侦探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打发时间，从而造成很多的侦探小说一味追求过于离奇的情节与玄乎的诡计，甚至靠暴力、灵异、色情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却渐渐迷失了自我。这也是造成中国侦探小说长期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