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最温情的时光。我长大一些后，父亲喝啤酒的时候，还会时不时把啤酒递给我，有时我们也会大声对球赛评头论足一番。
最后，话题终于谈到了如何上演最后的谢幕。雷蒙德是先应该和尼可谈谈，还是应该先下楼对他的忠实拥护者说几句？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尼可谈谈。麦克说，雷蒙德应该给尼可打个电话。乔说，发个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说，“尼可就在街对面。我直接过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让拉伦去安排他和尼可的会面和演讲，然后回到这里，接受媒体记者一对一的采访。他让梅可把采访都安排在九点半前后，然后，他会在十点接受斯坦利的现场直播采访。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梅可也在房间里，她坐在背对我们的一张椅子上，转过身，对我说了两个字：“伤心。”
雷蒙德说想和我私下聊聊，我们便走进了更衣室，更衣室位于两个卧室中间，里面是一个带大衣柜的洗漱间。
“你怎么样？”我问。
“还不算太糟，但我会撑下去的。你听好。”雷蒙德说，“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我去见尼可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辞职。我不想再听什么废话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赖着不走。尼可既然这么想当检察长，那就让他当吧。只要金德区的区长同意，他想当什么都可以。”这真是搞笑。波尔卡罗就是区长，他还是党内主席，同时还是市长，这个家伙的头衔比国际公司老总的头衔还多。
我告诉雷蒙德，他做的这个决定很明智。我们看着对方。
“我应该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说，“如果说要我选一个副检察长接任，你知道，我绝对会选你。我当初就不应该自己参选，应该推举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紧，都让我再试一把。”
我摆摆手，摇摇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拉伦把头伸进房间。
“我刚刚正在跟拉斯迪说。”雷蒙德告诉他，“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继续参选，我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业有成的检察官，不是政治圈里的人，本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你认为呢？”
“嘿。”拉伦法官说，“你再接着说，我很快就会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都笑了。
拉伦汇报了他同尼可那边协商的结果，而和他协商的人正是汤米·莫尔托，他今晚作为尼可重要的第二副手，又重新出现了。他们不想在今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希望安排在明天早上。
“早上十点。”拉伦说，“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连我的意见都没问一下。他还说，请确保只有雷蒙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小人，还那么神气活现的，你说呢？”拉伦花了好一会儿才平息自己的怒气，“你现在就应该给尼可打电话，说你不干了。当然，还是要等你自己准备好以后。”
雷蒙德把拉伦手中的威士忌拿过去，喝了一大口。
“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看来一切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回到了舞厅。
在吧台附近，我碰到了乔治·梅森，他是雷蒙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喝醉了，周围的人群把我们俩推来挤去。
“好多人啊！”他对我说。
“他在职期间工作很出色。”乔治说，“你们都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确实为他感到骄傲。”我说，“我反正是的。”
“所以，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去当私人律师？”
“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吧，我猜。”
“会接刑事案件吗？”
我告诉乔治，有可能，我会看看再说。乔治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有空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认识一些人，我可以去找那些人谈谈。
二十分钟后，雷蒙德来到了舞厅。电视台的记者们冲到他前面，纷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聚光灯、麦克风，让人都快看不到雷蒙德的脸了。雷蒙德一边微笑，一边挥手。他的两个女儿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爱尔兰的吉格舞曲。雷蒙德说了三遍“谢谢大家”，才让人群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是利普兰泽。他大概是挤过了重重的人群才找到我，看上去一脸不高兴。舞厅里有人跺脚，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些站在后面的家伙还开始跳起了舞。噪音太大了，我们没法谈话。利普兰泽做了个手势，让我到外面去说，我跟着他朝出口走去。没想到一走出来，外面竟然是一条小巷。利普兰泽走到了一个路灯下面，停住脚步。他面沉似水、忧心忡忡，太阳穴旁边的汗滴在路灯下闪闪发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听见雷蒙德在舞厅里面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具体内容。
“这太奇怪了。”利普兰泽说，“警局里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接到通知，说让我明天早上八点去莫拉诺的办公室接受问话，问话的人是莫尔托，这就是通知的全部。不是去谈话，不是去讨论，是去接受问话，像要调查我一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施密德已经拿走了我这里所有关于卡洛琳的档案资料。他们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施密德。”
“似乎他们不再让你负责这个案子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他说，“还有一件事。我是在五点之前就已经在北区分局了，这个通知是我六点半左右收到的，你看我在那边找到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外套里的衬衫口袋，拿出四五张资料和文件的复印件。案子的编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三十二区分局丢失的那一份档案。第一张纸上是案子封面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对尼奥·威尔斯的公诉书。罪名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时间是九年前七月的一天，结果是法庭宣布撤销起诉。
“终于找到了。”我大声说。
“看这一页。”利普兰泽对我说。那是一张判决记录。在本州，被告如果只是犯了很轻的过错，那么他只要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名，就可以免交保释金，获得释放。但他必须保证，如果再犯，愿意支付按照法律规定不少于五千美元的罚款。从这以后，他必须不能再犯任何错误，并且每周要通过电话向法庭的保释官汇报情况。从尼奥的判决记录来看，他要汇报的人正是卡洛琳·波尔希莫斯，记录上还写着卡洛琳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等等，还有更精彩的。”他把最后一张纸扯出来，是一张法庭记录的复印件，即撤销该案的登记表。最上面，用大字写着“撤案决议”。签署决议的是在任的检察官——“金德区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他的名字印在表格的最下方，处理该案的检察官还要在空白处签名，一开始，我没有看清那个签名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看清楚了，是“莫尔托”。
利普兰泽和我站在街灯下，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张纸，我们都没说话。从酒店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呼声，然后又听到乐队开始演奏了。“是《爱尔兰人的笑眼》那首歌。”看来，雷蒙德已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我想安慰利普兰泽。我告诉他，坚持下去，目前还不能确定什么。
“你拿着这个。”他把那些复印件从文件夹里都拿了出来。
我朝舞厅走回去。利普兰泽一个人走了，他走过巷子里的垃圾桶和残砖废瓦，走进了一片漆黑之中。
第十六节
“所以，我们结束了。”我告诉罗宾森，“结局并不好。第一周，她见我的次数减少了。第二周，她完全没见我，没有一起吃午餐，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来我的办公室。没有‘一起喝酒’——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她就这么走了。”
我知道她喜欢自由独立。一开始，我告诉自己，她只是需要一些空间，我安慰自己，她只是想要自由。我不应该对她发火，但每一天，她的沉默都在折磨着我，折磨着我可悲又可怜的欲望。我知道她就在我楼下，我想要的很简单，不过是想和她共处一室。我连着三天都跑到三楼的莫顿餐厅，因为我知道她喜欢去那里吃午餐。到了第三天，她终于出现了——和雷蒙德一起，我没有多想。那个时候，我是盲目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情敌。我一人坐了半个小时，机械地把碗里的蔬菜叶翻来倒去，眼睛却盯着五米开外的她。我又想起和她肌肤相亲时的那种感觉，我竟然坐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里，不由自主地开始呻吟起来。
到了第三周，我已经熬不住了。我没有任何力气，只是任由自己陷入一波又一波的冲动之中。一天上午十一点，我直接朝她办公室走去，我手上没有拿任何文件、通知或其他东西作为借口。
她不在。
我站在她门口，闭上眼睛，羞愧和悲伤灼烧着我的心，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死灰了。
当我就那样站在那里时，她回来了。
拉斯迪，她轻快地说，她很热情地招呼我，从我身边走过去。我看着她弯下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她的呢子裙勾勒出优美的曲线，穿着丝袜的光滑小腿灵活地弯曲着，我突然感觉到口干舌燥。她很忙，她站在办公桌旁边，看着文件夹封面上的说明，另一只手拿着铅笔和一沓便笺纸。
“我想再见见你。”我说。
她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她从桌子边绕过来，把手伸过我身边，关上了门。
门一关，她立刻开始说话了。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现在我不能这样了，拉斯迪。”然后，她打开了门。
她回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工作了。她转过身打开收音机，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想过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曾经爱过我。我只知道，我能让她高兴。我的激情、我的疯狂让她得意，让她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也算不上她是在拒绝我，我并没有悲伤。最后，我渐渐明白，她身边可能是出现了我的继任者，我并不幻想能打败他，我愿意和他一起分享卡洛琳。我被卡洛琳的冷淡、被我自己的欲望折磨着，我要的只是我曾经有过的，就是这么简单。我想要卡洛琳，我对她的欲望还没有结束。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没有结束。一直以来，卡洛琳爱不爱我只是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我想要的，是自己狂喜的激情，是自己熊熊燃烧的崇拜。没有了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便如同行尸走肉。我一整晚一整晚坐在摇椅上，想着卡洛琳的模样，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怜又可悲。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我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冒出各种各样怪诞、残忍、离奇的想法。当时，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十四岁小女孩的案子，她被嫌疑犯绑架，像货物一样被塞在他的后车厢里，嫌疑犯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以各种方式强暴她、虐待她，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天，最后，她被打得半死，又被弄瞎了双眼（罪犯好让她辨认不出自己的模样），扔在路边等死。我看完了这个案子的报告，参加了证据讨论的各种大小会议，心里却在一直偷偷想着卡洛琳。
在家里，在巴巴拉面前，我的表现更是荒唐，我在吃饭的时候、喝酒的时候，都会突然放声大哭。我有胆量把这件事说出来吗？我想得到巴巴拉的同情。这种疯狂又自私的想法让我更加痛苦，巴巴拉已经受不了看见我这副悲伤的样子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在办公室，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盯着走廊，希望能够看到卡洛琳路过时的身影。在家里，我的妻子成了看守我的狱卒，看我敢不敢冒着结束婚姻生活的风险，再显露出一丝哀怨的模样。我开始频频外出散步，从十二月散到了一月。当时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摄氏度，而且一连几周都是如此。我在我们小区一走便是几个钟头，我用围巾裹住脸，大衣的毛边蹭到了我露在外面的额头和脸颊，感觉像是被火在烧。这是属于我的荒漠，属于我的严冬。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只是想要一点儿平静，如果得不到，那又能在哪里找到呢？
卡洛琳躲着我。她很擅长躲着我，就像她所擅长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她有时会派人给我送来备忘录，打电话说事时会让尤金妮亚转告我，凡是我会参加的会议她都不去。我知道，这是被我逼的，因为，在我们四目交汇的时候，她能明显看到我眼中的可悲与渴望。
到了三月，我开始从家里给她打电话，打了好几次。她当时正在准备一个惯犯的起诉书，内容很复杂，有些指控一直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对自己说，没有了办公室里各种杂事的干扰，才能更好地讨论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才会从家里给她打电话。我等奈特睡着，等巴巴拉把自己关进书房，我知道，她一进书房，就绝对听不到我在楼下打电话了。然后，我会翻开那本小小的内部通讯录，翻到有卡洛琳电话的那一页，这本通讯录上有所有检察官的家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看，我记得那个号码，但是，在这样冲动的时刻，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纸上，能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想把这个过程再延长一些，仿佛这样就能证明我的幻想是真实的。但我一听到卡洛琳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些借口是多么虚伪。我连说一句“喂”都说不出口。当我听到她温柔的声音时，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她现在等的是谁呢？
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确信自己能够骄傲地说出一两句话。我会事前精心想好每一句对白，说几句笑话打消她的冷淡，或是在她给我一线机会时，吐露真心的告白，但这些我都没能做到。她接了电话，我怀着满心的羞愧等着，泪水开始涌上眼眶，内心揪成了一团。“喂？喂？”她见没人说话，便挂断了电话，我反而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会赶紧把通讯录塞进走廊里的书桌里。
当然，她肯定知道是我，我的呼吸中大概都透露着一种绝望和哀怨。三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坐在吉尔酒吧，利普兰泽刚刚离开酒吧回家。就在这时，我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