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靠在卧室门口。
“感觉很奇怪吧？”
“确实。”我忧伤地点点头。他告诉我，他会在外面等我。我想让他知道，他随时可以走，但这个孩子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我找到肯普，他正在客厅到处查看。
“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告诉我，“没有什么润滑剂，也没有什么子宫帽，连个盒子都没找到。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女人是不是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巴巴拉倒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
“好吧，化验室那边说找到了润滑剂，但公寓里到处又找不到。”肯普说，“那你告诉我，它是从哪儿来的。”
“我猜，是我拿走的呗。”我说，“我把她的子宫帽取下来的时候，连着润滑剂一起都带走了。”在肯普和斯特恩面前，我总是忍不住这个习惯，尼可对我指控，我干脆就顺着他的意思说，肯普觉得这挺有趣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为了掩盖我拿走了子宫帽。”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案。如果说是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那她到底有没有子宫帽，有什么区别呢？”
“我猜，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吧。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肯定也不会把那只杯子忘在吧台上。”
肯普笑了，他喜欢我这种自我解嘲的态度。
“就这样吧。”他说，“没别的办法了，我想把波曼叫来。”他说，波曼就是那个私家侦探，“让他自己来搜搜，好到时候上庭作证，估计还要等他一个小时。如果格勒登尼知道他还要等我们这么久，估计会大发脾气。”
我们四个人走到公寓外面，看着格勒登尼把门锁好，他又把我们每个人搜了一遍身。肯普猜对了，格勒登尼不愿意等波曼。肯普告诉他，他必须等，因为法庭通知上说得很明白，我们一整天都有查看这套公寓的权利。
“我才不会听你们这些律师的指挥。”格勒登尼说。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伙很讨厌了。
“那好，那我们一起去见法官吧！”肯普说。肯普立马就抓到了格勒登尼的要害。这位警察听到这话，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翻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现在，他已经进退两难了。他一边气冲冲地和肯普走下楼，一边说着话，我和马蒂·波尔希莫斯走在后面。
“这人挺有意思的吧？”我问马蒂。
他很严肃地问我：“谁？”
“我是说那个警察。”
“还好吧。他说那个什么，肯普先生以前是银河乐队的。”当向我确认了这一点后，这孩子果然不出我意料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哇！”然后就沉默了，他似乎还在等什么。
“我和警察谈过。”
“是吗？”我还在想着吧台上的那些玻璃杯。
“他们问我对你的印象，你知道吗？就是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对你的印象。”
“嗯，那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对我说起过你和卡洛琳的关系。”
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惊讶，我竟然忘了我对这个孩子说过我和他妈妈之间的事。这就是尼可的证据了，他会用这个孩子的证词来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快要喘不过气了。
“他们问了我好几次。我说我们那次的聊天很愉快，你觉得呢？”
“当然。”我说。
“我告诉他们，你什么都没有说。”
我看着这个孩子。
“这样行吗？”他问。
我应该提醒他，在警察面前应该说出事实。
“当然。”我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不是你杀的她。”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就是一种直觉。”他说，“我认为你不是那种人。”
我笑了。我举起手，让他往前走，就在那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就像撞上了一面墙，既熟悉又恐惧的感觉。我是那么害怕，腿都在发抖，一点儿也迈不开步子，我伸手去抓扶手。你这个傻瓜，他的表现那么奇怪。他身上一定装了窃听器，尼可和莫尔托给他装的。他就是来套你的话的，所以才表现得不太正常。他跟着我们进了公寓，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还想让我对他坦白。刚刚我说的话大概已经被录了下来，我觉得我要晕倒了。我又晃了一下，但这一次，我转过身，看着他。
马蒂伸出手：“你怎么了？”
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刚才的想法太荒谬了。这个孩子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紧身的T恤和短裤，连皮带没有，衣服下面不可能藏有任何窃听器。而且，我还看着格勒登尼给他搜过身。他的眼神是那样单纯、真诚。我眼前的，只是一个精神有点恍惚、有点羞涩，但绝对善良、不知所措的孩子。
突然，我感觉自己全身都汗湿了，我筋疲力尽、虚弱无力，心跳得飞快。
“我没事。”我告诉他。但我们一起走下楼的时候，他还是扶着我的胳膊。“是这个地方的原因。”我说，“一到这里，我就感觉不舒服。”
第二十五节
半夜三点。我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我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我父亲早已分居了，但每天还是在面包店里和他并肩工作。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波瓦太太同住。我还记得，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来我们家的面包店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我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她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吗？你猜是谁杀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和面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离家，她会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在我满八岁以后，她就打发我去市场上买东西，自己则尽量待在家里。而现在，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号人物。她现在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我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二十八岁，比我父亲大四岁。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联盟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女佣。在她和我父亲结婚之后，靠着她的积蓄，父亲才得以开了面包店。母亲应该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我猜。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没什么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选择了父亲。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我的阿姨们来看她时，我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来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我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我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也就是萝斯（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对我来说，在我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我糖吃，带我去剪头发，给我买衣服。我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二十多岁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我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对自己说，我的母亲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对她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我也无法解释。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会入狱多年，一想到他以后成长的岁月我将无法陪伴，我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我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我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难安。
我知道监狱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我曾经在鲁德亚德州立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我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我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白人犯人一般都戴着毛线帽；拉丁美洲犯人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我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我无意识的梦境。对我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别人口交。我知道一个名叫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经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和他谈过话。他在交易毒品时和一个人发生打斗，后来被关进这里，又碰到了那个人。他在监狱的健身房健身时，那个人把二百五十磅的两个杠铃压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