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与季新音
案例提示：
季新音，男，生物学家，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加拿大国家生物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年薪七万加元。季先生是徐老师的朋友。1995年年底，季先生与徐老师谈到陈章良，季先生很不以为然。但徐老师却认为朋友对陈章良的评价不公正。如何评价“海归”？成了世纪末的热点话题。
分离基因
1995年年底，正是陈章良博士在国内名声达到顶峰的时候。海内外媒体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他的故事。作为当时临渊羡鱼的海外学子，我也是这些报道的读者之一。在这些报道中，有两个细节使我至今难忘：一个是他回到北大之后大力推动科研市场化，使得北大生物系的老师奖金比其他系多出一倍以上；另一个是一张照片，是他和他的坐骑蓝鸟汽车的一张合影。
这与我的故事无关。
我的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叫季新音的老朋友。季新音和我是加拿大读研究生期间的朋友。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荣获加拿大国家生物研究室的录用，在那里搞科研工作，年薪七万加元。在留学生中间，算是一个成功者。我们常常通话，每次通话，无论是早晨8点还是晚上10点，他好像都是在实验室里，给我的感觉，研究室里好像有睡房一样，虽然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研究非常重要，非常超前。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他在做一种“分离基因”的工作，如果“分离”出他要的基因，这个基因可能会以季新音的名字命名，给人类带来治疗某种疾病的新希望。我听了肃然起敬，没想到我身边的哥们，就有这样为人类做贡献的先驱者。所以每次和他通话，我的问候语都是：“怎么样，今天分离了几个基因？”我为拥有这样的科学家朋友而自豪，更为这样的科学家居然也认我为朋友而得意。他乡遇基因，也是人生一大快乐啊！
这是1995年底，敏洪刚刚从温哥华回北京，我打点行装，即将奔赴新东方。季新音让我带一封信去北京，送到北京大学交给陈章良。我说：“你认识陈章良吗？”他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见过他，有过一面之交。这封信就是有几个学术上的事情要和他商量一下。”
我顺便问道：“这个家伙国内宣传得很厉害，他到底怎么样？”
不问不要紧，这一问，激起了这个海外学子满腔愤怒，他满腹牢骚说：“那家伙，什么也不是！他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出了名。生物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陈章良居然引起他这么大的反感，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听完我沉默了片刻。虽然我并不认识陈章良，也并不因为他是北大校友而自豪（北大可自豪的校友多了！），更不从我党的宣传需要来为他辩护，但是季新音的语言和情绪，显然与我的某种直觉、某种没有表达过的思想相抵触。我感到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我想了想，对他说：“陈章良对于生物学有没有贡献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但我知道他回国之后，带领生物系的员工，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物商品，极大推动了北大生物系把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化。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是美国国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最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之一，更是留学生能够带回国的最珍贵思想与贡献之一。
“我认为，哪怕陈章良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但只要他在科学技术市场化方面推动了北大生物系的进步，这个贡献，其重要性就不比分离出几十个基因差到哪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同样是居功至伟的。中国社会，毕竟多年来更加缺乏的，就是陈章良这样有现代意识、有市场意识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看，陈章良的贡献，其实并不亚于近百年来中国留学史上那些学有所成、回国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学科的学术泰斗和先贤。因为他开创的和代表的，是一代科学工作者以及中国社会大众最紧缺的新思维、新价值、新地位和新生活啊！这是新一代中国留学生能够为中国社会和个人价值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季新音是我的好朋友。听了我的话，半天不出声。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在思考。
脱离根基
再次见到季新音，是五年之后在从北京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上。我和他不期而遇，非常高兴。我说：“基因分离得怎么样？”他笑笑：“还行！”我问他这次回国干什么去了？他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说：“他妈的，陈章良这个家伙……”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如果这么多年我的朋友还在骂陈章良的话，他一定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我打断他的话头，说：“他又惹你什么啦？”
季新音用愤怒的口吻说：“妈的我去北京了。也见着陈章良了。看见这家伙搞得实在红火。他们的未名生物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他正紧锣密鼓在中关村北面建设一个北大生物城。我去参观了一下，建成之后绝对世界一流，真他妈的棒！”
我心里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我的好朋友靠骂别人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管这个人该骂不该骂。他的“骂”原来是赞叹啊！
我说：“你别管别人'他妈的'怎么样吧，说说你'他妈的'混得如何？”
季新音有点自嘲地笑了起来：“操。我还在国家实验室，搞老本行，继续分离基因。我这几年搞了一个生物专利，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家专利。说起来不要笑话，是一种早早孕检测与防范技术，市场潜力极其巨大，但搞到今天就是推广不起来。在国内找了好几家合作者，他妈这帮人不行！不是骗子就是混子，至今还没有做起来。”我说：“早早孕检测？”看我一付嘲弄他的样子，季新音严肃地说：“是啊！是检测早早孕的技术。现在市场上有这类产品，但测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只能做人流的地步。我的技术在房事后三天就可以检测出是否怀孕，并采取生物技术终止，绝对百分之百准确、安全。这等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女性的痛苦。所以，这是解放妇女的伟大发明啊！这是我的专利。”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科学的尊严和伟大，看到了科学家的崇高和神圣。但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产品推广不起来？
他说：“过去几年我找了好多家合作者，回国无数次，但总是不行。国内商业体制不完善，许多事情，如果你不亲自在那里盯着，要么是他们根本做不起来，要么是做起来以后根本没有你的事儿。妈的，这么好的技术！”他显露出一脸的无奈和烦恼。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国呢？我碰见无数留学生，都以为国内是落潮的海滩，赶着到滩上走一走，捉几个螃蟹，捞一笔钱走人。其实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行的。要么干脆就不回来，不要打回国发财的主意。要回来，就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彻底回来，把移出去的根再移回来，像陈章良那样。可以说，这是留学生成功的基本前提。”季新音撇撇嘴，摇摇头，摊摊手，耸耸肩，嘴里嘟囔着说：“妈的……”。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抢先说：“太太孩子还好吧？”季新音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太太长久不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一家五口，全靠季新音大约七八万加元的工资支撑。七八万加元的收入，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水准。一个传统的加拿大人，可能就会以这样的生活为最高目标而幸福地度过一生。
但不幸的是，季新音这样成长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心理也快到乐天安命的时刻，突然出现了惊人的中国机会。中国机会所展示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强大，它把所有北美留学生——富有的、贫穷的、失业的、创业者的心态全搞乱了。陈章良只是中国机会的一个象征，象征着在腾飞的中国，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世界级的伟大事业，并且获得人生价值的多层次、全方位、高纯度实现。
陈章良并没有创造时代，是这个时代创造了陈章良，而陈章良凑巧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呼唤着更多的陈章良。季新音把嫉恨泻在陈章良身上，实在是出名者必须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啊。（陈章良学弟不要生气！）可以想象，在陈章良所象征的中国机会面前，季新音这种留学生在国外获得的那点成功，实在显得寒碜，实在再也无法获得心理的平衡。因为，在国外你即使成了亿万富翁，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神胜利，实际上也是无法实现的。加拿大国家实验室里有无数科学家，人人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但惟有中国知识分子季新音，要为太平洋东边发生的事情而心潮翻滚，辗转反侧。因为，发生在那片土地上春天的故事，本来应该有一抹属于他的增添了千紫万红的鲜艳，那里也是他的土地……
季新音怎么办？季新音的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全家在加拿大的中产阶级舒适生活，但绝对无法支撑季新音回国折腾。即使季新音能够得到风险投资，肯定也没有投资者能够保证季新音的家庭在中国能够获得加拿大那样自在的生活，更不要说子女上学、环境污染这样的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了。悲乎！雄心勃勃想在中国土地上展示一番自身价值的季新音，其实已经失去了在中国存活下去的适应力与可能性。
一瞬间，我发现，季新音平时听上去总是那么孔武有力的国骂，此时此刻变得特别虚弱，简直是一种哀鸣。和我一起在加拿大大学度过好几年的这个哥们，一下子显出了中年人的颓丧。我知道他的无奈。鱼和熊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但鱼和螃蟹，熊掌和鱼翅，其实是无法选择的。
有时候，人生就会在无奈之中度过。最后带着永恒的遗憾，走过我们的生命历程。我看见。季新音已经备好了生命的冬装，准备迎接他五十岁之后迟暮的季节。
也许，他还可以壮士断臂，把老婆孩子带回国，也做一个陈章良？国内已经有许多陈章良了，他们是如此地多，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激情、时间和必要性来一个个扶持和宣传了。陈章良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故事，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普遍现象面前，季新音的痛苦，必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无法超越。我希望他事业家庭两全其美。但我知道，选择走陈章良的道路，对于他这样年龄和资格的人来说，都不会很容易。
可怜的季新音，他的生物基因还没有分离出什么名堂，但他的人生基础，却产生了可怕的分裂。飞机嗡嗡地响着，我们居然一路无话，回到了温哥华。
附记：
写作《图穷对话录》之时，离这次在飞机上巧遇季新音已经又是两年。太太读了这篇文章，说：你不是写的Henry吧？Henry是季新音的英文名字。我说是啊，他最近怎么样？太太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回国了。在上海搞了一个生物工程生产基地，据说投资达到一亿人民币。他的太太孩子还在加拿大，但季新音经常回来看他们。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为了事业什么都不顾。他三个孩子呢！
我叹口气。心想：季新音总算找到了他的成功基因了。这个基因，就是以中国土壤为根基的留学生事业。
施雨前途失落园
案例提示：
施雨毕业于某省大学新闻系，因为找不到工作又考了哲学系研究生，她认为研究生毕业还是不好找工作，于是她决定出国留学，她向徐老师请教出国读什么专业，徐老师告诉她：“读一个毕业后继续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嘛！”于是，施雨眼睛里全是问号。
2001年初春，天气依然寒冷，从新东方住宿班来了一个女生。她走进我的办公室，给我带来了颤抖的寒气，使我立刻产生要喝姜汤驱寒的感觉。她就是施雨。
我绝望地问她：“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假如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萎靡不振的学生来折磨我，我早就夭折啦，我想。
她说：“我是S省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因为不好找工作，就读了一个哲学系硕士。现在硕士就要毕业，看看更不好找工作，所以想出国。你看我出国读什么？”我立即知道我忧伤的原因了。郁闷在我心里迅速蔓延。我像咀嚼了苦药一样说：“出国读什么？很好办，读一个毕业后继续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嘛！”施雨大惑不解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问号。我点点头，重复说：“出国读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在你找不到工作的路上继续奋斗，最后，给世界留下一个经典案例：如何努力学习并且永远找不到工作！”我紧抱双臂，知道自己要感冒了。成功的人给人带来欢乐、兴奋、激动、春天的阳光；失败的人给人带来迷茫、忧郁、绝望、冬天的阴冷。如果世界都像施雨这样，我们全都要病倒。施雨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中国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失败者。关键是，在她到达我的办公室之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失败在什么地方。
施雨失败的外因，也许是社会的。教育不给自己的孩子非常明确的就业目标取向，而扯什么知识、理想、文凭。知识理想文凭都是宝贵的文明价值，但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首先应该明确一个目标：使自己的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获得就业能力、取得谋生手段。
施雨失败的内因，肯定是她自己的。在同样的社会条件和教育体制下，实际上每天每日在诞生无数成功者。成功者的定义，在我眼中，并不是杨元庆、张朝阳。他们只不过是我衡量成功的体系中幸运成为代表的人物。成功者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一个在自己熟悉和喜欢，或者不喜欢但熟悉的具体领域稳定谋生的人。在这里，“稳定谋生”能力是最重要的思想。稳定谋生能力不是指稳定工作的岗位，而是指在任何同类工作岗位上，都能稳定胜任工作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挑战的谋生能力。
毕业于S省大学新闻系的本科生施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