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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书记，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吗？”我突然问。
孙书记吓了一跳，不知我为何问这个问题：“不可能。日本鬼子投降、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出生。这个问题和小光有关吗？”
我抱歉地笑笑。因为我觉得意志如此坚强的孙书记一定杀过人。
留学啊留学，有多少人假汝之名在自毁前程！前程啊前程，又有多少人以你为幌子在执着地追求失败！
孙小光听说他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像五四时期为爱情自杀殉情的知识青年一样，发出了悲哀的长鸣。我劝他不要理睬他的爸爸，不出去就不出去，难道他能把你绑架出去？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露出我在鼓励他弑父恋母般的恐怖。
悲乎！反封建反到今天，原来在中国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中国青年的独立程度，依然停留在五四以前的黑暗岁月里。父母之命，世俗之言，依然在决定着千万中国青年的命运！打倒孔家店！解放新青年！冲啊……
孙小光以迷乱的精神状态，又在他爸爸的胡乱指挥下去签证，被拒绝；再去签证，又被拒绝。每次都把我的建议当作耳边风，而自作主张去找什么熟人什么关系。最后，我愤怒地拒绝了继续指导他的请求，至今再也不接他们的电话。
孙小光后来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再想知道。但我知道杭州的比尔·盖茨就这样牺牲了。难怪中国诞生不了比尔·盖茨——在每一个潜在的比尔·盖茨的背后，都有一个孙书记，用他们自己过时而腐朽的价值观，在破灭着未来天才的诞生，在消灭着中国的亿万富翁。精神不独立的中国社会，个性不解放的中国青年，思想不自由的中华民族，哪里有可能出得了比尔·盖茨啊！
落杉的留学抉择
案例提示：
于落杉是中央美院1998年的应届毕业生。他出生于教育家庭，父亲是江南某市的教育局长。1998年秋，当他找到徐老师时，他就要毕业，面临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他的问题是：他是学美术史的，但他的兴趣和志向却是实用美术设计，所以他打算毕业后去美国读美术设计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他向徐老师讨教这条路是否行得通。徐老师当即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于落杉来到新东方咨询处找我，秘书见他没有预约就不让他进来。于落杉热情洋溢而又显得神秘兮兮地说：我和徐老师有特殊的关系，你带我去见他就知道了！
这是1998年的秋天，我的《签证哲学》刚刚出版，在作者简介里，有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背景介绍。而于落杉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我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校友啊！你应该给我一些特殊帮助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特殊关系”。如果这也是特殊关系，其实我和新东方所有学生都有特殊关系——我们都是新东方的校友啊。
不过，于落杉以这种方式，主动大方地来寻找我的帮助，本身就是一种特殊能力。我们的一生，都会面临无数需要先辈和过来者支持的时刻，如果父母没有能力为你安排这些支持，你靠谁？答案只有一个，像于落杉一样，靠自己。当然，你还必须像于落杉那样，能够以简洁明快的个人风格，给别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使得你求见的人愿意和你发展起你需要的人际关系。
于落杉需要我解决的问题是：他马上就要从浙江美院美术史系毕业，美术史系的学生能够做什么？一般都是美术领域的编辑、教学、研究、经纪、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在艺术管理和商业运作方面的教育不发达，美术史系的学生毕业最主要的出路还是做教学研究人员，学术性比较强、书生气比较浓，离社会迫切需求的美术市场方面的要求相距遥远。我本人，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毕业生，在某种意义上于落杉和我是一个专业，所以我对这里面的问题和于落杉的烦恼有着切身的感受。
于落杉告诉我他出身于一个教育之家，家族里有在美术界挺有成就的人。他本人从小就有美术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对美术装潢、也就是实用工艺美术非常感兴趣，做过不少这方面的项目和作品。但考上美术史系，多少限制了他这方面艺术创造才能的发挥，这几年虽然他没有放弃设计方面的努力，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和其他同学相比，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他想毕业后到美国读美术设计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学成回国，投入中国兴旺而不发达的设计市场，赢得金钱和荣誉。同时，顺便也提升中国国内的产品设计水平。他对自己前途的认识非常清晰可行，我表示支持，并告诉他这是最好的选择。
他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教育局长。几天之后的中秋节，为了儿子的事情，他专门来北京见我，并带来一些“土特产”。我想于落杉的事情，其实已经非常简单地决定了，照我的意见做肯定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再与父亲和土特产见面了吧。我在新东方每天见很多学生，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好几年，假如再与每个见过我的学生的父亲亲切会见一次，肯定很快就会一命呜呼的。但是，于落杉父亲带来的“土特产”，使我不得不见。因为他们用来对我“略表心意”的，是江苏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不见，螃蟹就会在绝望中挣扎去世，这是我不忍心的。
从江苏带来的螃蟹，看见我时居然伸出凶恶的钳子向我威胁，螃蟹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但有些成年人的陈旧观念却更加Die Hard——顽固不化。于父开门见山向我表示：他希望他的儿子马上投入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的准备。留学虽然不错，但万一儿子明年出不了国谁负责？他希望儿子走一条稳妥之路。
我问于父这位掌管好几百万人口城市教育事务的最高长官：“为什么要考研究生？”
于父居然对这个问题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我要他考研究生，无非是希望他的学历高一点，受人尊敬一点，说起来好听一点，工作好找一点。当然，更是希望他真才实学多一些。显然在中国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情。”
我说：“我同意，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情。如同爱情不是什么坏事情一样，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生情杀事件，显然就是坏透了的大麻烦。高学历，要看追求它的目的是什么。他不能读研究生。因为，读完研究生，他只能继续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谋生，而不能开掘他美术设计的天分，学术与设计，是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和出路。落杉有创造的能力，就应该让他在这方面去开发自己。他本人已经表达了对这个方向的强烈追求。中国教育体制下，他找不到在这方面突破自己的机会。在国内，他不可能考上设计专业研究生。而且，设计的王国在美国，他更应该去美国寻求发展他天才的机会。极而言之，落杉去了美国就是什么学位都不读，成天就在纽约街头流浪、观摩，两三年后回到国内，也能成为一流的设计专家，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把留学当作惟一出路，但从落杉特定的专业和背景来说，是惟一的选择。留学对于落杉的意义，就像沙漠里的一眼清泉，必须停下来，把自己灌饱喝足之后，再上路去追求自己的职业前程。在国内考研，对于落杉是不合适的，千万不要考虑。”
于局长没有理由反驳我，想了想，说：“如果放弃考研机会，你能保证他明年出国吗？”他的语气，好像明年他儿子出不了国，我就要替他儿子按月付给他孝敬费似的。
我说：“出国是没有人能够保证的。就像你考研究生也没有人能够保证。人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做出一个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然后根据这个选择，尽自己的努力去奋斗。这就是人生设计和人生选择的意义所在。
“你儿子真正的兴趣和天才所在，以及他真正想从事的职业，不是研究，而是设计。而他在国内，除了读美术史和理论，不可能发挥设计天才。而美国的教育资源，有无数的机构在等待着点燃他的美术天才。所以，我前面已经论证过，留学是他惟一选择。
“既然这是他惟一选择，那就应该努力去争取。留学，最怕的是不顾自己的条件瞎争取，但是同样也怕条件够了时机成熟了而不敢争取。我在新东方，见得最多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前者如果表现的是奋斗的疯狂和愚蠢的话，后者却暴露贪图平安的庸俗和恶习，也是我不能允许的。虽然没有人能够保证你的孩子一定顺利实现留学的梦想。个人选择往往是基于一定的信念。如果你看到了险峰，并且想得到风光，你就必须攀登。攀登当然不如在山底下那么安全舒适，但无限风光，是人们永远向往的东西。所以，如果你选择保险，你只能呆在平地；如果你选择风险，你就能攀上顶峰。
“至于你自己，回去把你的教育局长做好，多多推动教育改革，让你属下的孩子们精神状态早点进入21世纪。于落杉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虽然我对于落杉的留学前途并不实行三包，但我的支持，应该给你一些信心。”
于局长听了我的话差点晕了过去，居然把带来的螃蟹和他的手提包一起拎回了常熟。还是他的儿子叫他冷静，他才对他的失态表示了真诚的抱歉。螃蟹们这个时候也不张牙舞爪了，好像在感谢我为于落杉找到了幸福的前途，等待向我奉献它们美味的肉体。
一年后，1999年夏天，于落杉获得美国一所著名工艺设计学院的录取。全自费。但他顺利地获得了签证。
面试时，签证官问：“你有奖学金吗？”
他说：“有哇！我爸爸给了我一个全奖！”
签证官听了一乐，再问：“毕业后计划做什么？”
他说：“还没想好，现在考虑这个有点儿早。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买一台最新的Mac（苹果电脑，做设计的都用它），带回国，为中国的企业搞设计，带动中国的Fashion Industry时尚工业的发展，做个Quick Millionaire速成百万富翁。”
于落杉的心态和状态，折射出自信的新东方精神，辉映着宏大的新中国气势。
去了美国不到一年，2000年5月，于落杉暑期实习的公司就给他4万5千美元的年薪留下来工作，但他没有接受。2001年5月，于落杉获得工艺设计硕士学位，同时得到几个公司的录用，最后去了旧金山一家美术设计公司，年薪“不高”，6万美元。
他什么时候回国做他的Quick Millionaire速成百万富翁我并不知道。于落杉给我写过几封信，但是我都不再有时间回他。有一件事情我坚信不移，他肯定会回国。因为，在留学与考研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的于落杉，还会在定居和回国之间做出更加聪明、更加激动人心的选择。
中国的吸引力，像最新最美的设计，每天都在吸引着海外优秀人才的回归，在自己的土地上，精心设计、描画、装点并实现自己的人生宏图。
附记：
2002年6月，也就是我的《图穷对话录》截稿之际，于落杉再次出现在我的身边。当年的英俊少年，已经变成了一头潇洒海龟。我和他长谈了一个下午和晚上。在留学生中间已经属于非常顺利成功的他，讲了很多在美国读书的寒苦和生存的孤独。他强烈的渴望，是回国发展。
但是，在美国付出了三年青春代价的于落杉，很难一下子舍弃那些东西。甚至还想“拿一个绿卡”再回来。他再次陷入选择的困境中。因此反复和我商讨是否回来、何时回来、回来做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我毫不犹豫、坚定执著地说：忘记绿卡，早日回来，越早越好！
我知道，我的建议，又会像三年前说服他放弃考研正确留学那样，对他的未来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他是否会听我的？我已经无法知道。但从他找我咨询而没有带螃蟹这一点，我至少可以看出，我说话的分量已经不如当年那么重了。毕竟。于落杉已经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后面的路如何走，他自己应该能够把握。
乔麦的第二学位
案例提示：
乔麦，男，三十岁，某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加入某外企工作，五年后考入哈佛读MBA，两年后毕业回国，加入一家世界著名咨询机构担任高级职务。徐老师认为乔先生走过的 道路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尤其认为他在国内五年的外企工作经验相当于第二个学历，而且是决定性的。
乔麦三十岁从哈佛大学读完MBA，立即回到北京，加入一家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担任高级职务，年薪十万美元。多乎哉？“不多”也，他觉得他还可以拿到更多，尤其是假如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的话。不过，和他的那些依然在国内国外苦苦奋斗的同学朋友相比，以及和他这个年龄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是非常成功的。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选择的留学模式。这个模式，可以成为无数期待出国、渴望通过留学改变命运的同学朋友们参考、学习的蓝图。
乔麦的成功模式是一个简单的三部曲：第一曲，大学毕业后在国内工作四五年；第二曲，出国留学两三年；第三曲，毕业后回国。
乔麦告诉我，在国内那五年的工作，决定了他能够进入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决定了他毕业后能够在无数竞争者之中，成为惟一被这家公司录取的应届MBA。国内工作五年的经验，相当于第二个学历，而且是决定性的学历。
外企经验的价值
乔麦读的是理论物理，这个学科，如果不去读博士、搞学术的话，是没有出路的。但属于新新人类的乔麦，决心投身商业经济，不走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