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骸�1939年夏季，12个人或许仍可达成一个相互协定以制止原子弹的产生。”但遗憾的是美德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气氛已经太浓了。
1941年10月，出现了阻止原子弹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海森堡去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讲学，借此机会他拜访了他原来的老师和朋友尼尔斯·波尔。尼尔斯与英国和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保持着联系。海森堡想对波尔说明，德国物理学家不打算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但他知道波尔正受到德国纳粹的监视不能坦率交谈。波尔问海森堡是否认为生产原子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海森堡回答道，他认为是可行的，但需要在技术上做出巨大的努力。这使波尔产生了德国正集中主要力量研制核弹的印象。这与海森堡的本意恰好相反。
由西拉德起草、爱因斯坦签名的信直到1939年10月才送到罗斯福总统手中。总统对此虽很感兴趣，但研究工作的开始仍使西拉德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直到1941年12月6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美国才作出将大量财力和技术资源投入制造原子弹的决定。起初，这项称为“曼哈顿”的研究项目，是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许多实验室同时展开的研究工作。1942年初，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进行专门研究的罗伯特·欧本海默提出，实验室应集中建设在一个地方。这一建议得到广泛支持。1942年11月，一个建设在新墨西哥州边远沙漠的研究现场开始投入使用。1943年7月，科学家们集中到一起，欧本海默被指定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两年后，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就准备试验第一颗原子弹。
这时，对德战争已经结束，最初试制原子弹的动机已不复存在。制造原子弹的目标遂转向日本的一些城市。一个主要由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拟定了轰炸日本四城市的名单。此时，科学家又有一次阻止原子弹发展的机会。他们本可以建议不直接轰炸日本的城市，而只做一次原子弹爆炸的表演给日本人看。这就是1945年6月由7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向美国战争部长递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一项建议。这个委员会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弗兰克任主席。其中包括列欧·西拉德在内。这份有远见的报告预言，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国际协定，那么战后一定会出现核军备竞赛。但是，包括新任总统杜鲁门的顾问欧本海默在内的科学家们却不支持弗兰克报告提出的积极建议。这样，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便在劫难逃了。
战后最初几年，美国的许多科学家开展了反对制造任何核武器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的运动。遗憾的是，美国公众没有响应这一运动。于是原子弹的试验和生产很快恢复了。1949年8月，美国空军“飞行实验空”在大气中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踪迹，他们很快明白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一颗原子弹。紧接着美国总统批准了爱德华·泰勒的关于研制“超级”炸弹——氢弹的长期计划。1952年11月，美国的第一颗氢弹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爆炸成功。仅在九个月之后，苏联也试验了第一颗氢弹，核军备竞赛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了。
回顾这一段暗淡的历史，我们看到，曾经有过许多阻止军备竞赛的机会。从1935年起的每一阶段，总有人对未来的前景提出明确的警告。然而，原子弹并不是军方不顾科学家们的反对滥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造出来的，而是科学家们自己下力量把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把它们的发展推向高峰，并亲自选定目标，建议使用核武器。
也许在事后争论这一点是太容易不过了。西拉德和爱因斯坦极力促成试制原子弹的行动作为抵抗纳粹的防御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原子科学家亲眼目睹了纳粹主义，渴望以自己的工作来推翻希特勒，这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我处在当时他们的地位，我或许也会同意搞曼哈顿工程。但是历史决不会宽恕他们作出的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的决定。
有一点一直争论不休，即当时美国手头只有三颗原子弹，如果示威性爆炸失败，就会失去迅速结束对日战争的机会。正是这种失败的风险促使他们强烈地要求把两枚原子弹运到太平洋并用来惩罚日本。这种失败风险的论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科学家们看出原子弹在日本城市的爆炸效果比他们原来期望的还要好。毋庸置疑，事实上军方和许多科学家当时希望在真正的目标上试验原子弹。否则，为什么在广岛被炸成一片废墟三天后，又以不同于广岛的高度向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呢？所有这些表明这是在进行一次可怕的科学试验。
贝蒂的测算
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有些科学家突然感到焦虑不安，担心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链式反应，在一次大规模核爆炸中，链式反应最终将吞没整个地球。汉斯·贝蒂受委托来计算这一设想的真实可能性，他发现并非如此，所以工程又继续下去。
核冬天计算结果与贝蒂的计算十分相似。当然，多年来已经做了几次调查研究以评价核冬天是否会对地球产生长期灾难性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调查通常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早在1953年，世界武器库中储备的核武器已经超过了足以引起严酷核冬天的限度。这对人类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我们在30年前就明白这一点，疯狂的核军备竞赛也许已经避免了。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看来，要控制核武器库的增长是困难的。那么，有没有希望设计出一种对付核武器的有效防御系统呢？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他在1983年的演说中发出了这个倡议，号召美国科学界要找到在弹道导弹到达目标之前将其中途拦截和消灭的方法和手段，“使核武器对我们无效和过时”。
防御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研究开始于60年代，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通过使用截击导弹，来发展“反弹道导弹”（ABM）系统。1968年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到1974年，美国也已完成了类似系统的部署，以保护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的民兵式导弹。这些系统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易被假目标诱惑。这些系统还直接导致了MIRVS（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发展。每枚导弹不再是携带单一的武器，而是代之以运载几枚伴有多样化装置的导弹，用以欺骗对方雷达和反弹道导弹系统，例如：轻量假目标、伪装成类似假目标的武器、被称作“碎箔”的雷达反射物和红外线放射烟雾剂。
60年代后期，几位曾经作为美国政府的顾问参加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科学家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们把拟议中的几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批评公诸于世。许多科学家参加了紧接而来的辩论，并且形成了拟议中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缺陷的舆论。这些缺陷是：系统在对付迷惑和其他反措施方面十分脆弱，并且，苏联进攻时只需增加导弹的数量，就可使反弹道导弹系统超过负荷而失去效力。争论一直持续到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条约，本应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一起签订，遗憾的是，尽管科学顾问们警告，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会损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美国仍一意孤行，继续进行研究。苏联也很快赶了上来。70年代期间，双方战略军备中核弹头数量大为增长，大部分是由于采用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要求保护全美国免遭导弹的攻击，也就是说，苏联可以用于攻击的一万个左右有效的核弹头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在中途被拦截和消灭。由于精心设计的伪装，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能形成一个由武器、假目标和碎箔组成的巨大“威胁云”。它的要害是大多数导弹在发射后会立即遭到破坏，这必须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系统轨道之前、助推火箭还在燃烧时完成。目前助推火箭仅在发射的最初几分钟内保持燃烧，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时间有可能减少到只需一百秒；苏联导弹轨道上的这一点在接近北约组织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所以攻击只能在太空进行，因此里根的这一计划的别号是“星球大战”。
中途拦截物或是永久在轨道上运行，这就需要许多个拦截物以便连续地监视苏联；或是在有攻击威胁时由潜水艇发射弹射系统，必须借助于导弹排气中红外射线和某种射弹自动引导，或使用其他装置诸如激光发光器或高能量的粒子束引导，来摧毁导弹。然而这些系统要花几十年功夫并耗费巨额资金才能搞上去。更重要的是，搞出来的系统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以下是一些反对意见：（1）由于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便宜，任何防御系统都可能被导弹击溃；（2）防御系统不得不攻击每个具有火箭助推器功能的物体；（3）空间的拦截物比起想要消灭的洲际弹道导弹更易于受到攻击；（4）以火箭助推器红外线检测为基础的方案容易受欺骗。
里根建议的可行性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我们不得不希望这些反对意见最终能占优势，我们还希望美苏双方能达成一项新的禁止空间军事化的协定。我相信，反导弹防御系统不能为我们带来免遭核战争后果的任何真正希望。我希望科学家们坚决抵制雷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关于研究这种防御系统的倡议。
科学家们如何为军事所利用
显然，科学家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原子弹，用原子弹袭击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并且在和平时期发明了氢弹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科学技术继续推动着核武器工业向前发展，许多科学家参与了制造、试验、改进核武器和研究发射导弹系统的工作。据统计在英国和美国大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中，有40％的人以不同形式终身为国防工业部门服务。
科学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被军事机构所利用。天文学应该是一门能够避免卷入军事研究的科学，但它却用来粉饰空间工程，而空间工程反过来又为研究一些更大更精确的导弹开路，更不必说空间已日益军事化了。航天飞机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军事上的需要，它绝不会存在下去。
在我的科学生涯中，也曾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空间天文学工程，这个工程称为红外线天文卫星，简称为IRAS。它的目的是以红外线的波长对天空进行观察。有几次机会使我开始意识到，工程是如何巧妙地被运用于军事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业的。因为IRAS为了监视天空必须进入极轨道，不得不从加利福尼亚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当然，“空军基地”是个委婉说法，实际上这是导弹基地。为了让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报道发射场面，他们做了很大努力。果然，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都播放了IRAS发射场的美丽画面，把范登堡空军基地描绘成对外宣传所需要的清洁、健康，而在基地大门外反对部署MX导弹舱示威活动却没有充分报道。在发射卫星和抛射望远镜掩蔽物成功后不久，曾经承担制造低温恒温器和望远镜的承包商纳尔兄弟，在《航空周刊》上自豪地宣布，现在他们充满信心地期望得到大批订购军事红外线天文卫星的定货。任务完成几个月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便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巨大压力下，向美国国会作了关于红外线天文卫星试验结果的大型报告，用来支持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向国会提出的预算（那时航天飞机的研究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
马丁·赖尔是射电天文学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在去世前几个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想寻找一个远离军事应用的研究领域，最后选择了天文学。然而，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开辟的射电探测技术的发展，却为军事带来了最大的利益。他开始怀疑，是否他在1946年当一个农民或许会好些。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的恐怖武器发明出来以前，现在停止基础科学研究可能还为时不晚。这就是一个将自己毕生精力投入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悲哀。其实，正是马丁·赖尔帮助英国核能工业成为英国和美国核武器所需钚的重要来源。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一直从事反对核武器和核能工业的运动。
我想，所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能找到军事工业体系直接或间接运用科学技术的更多例子。遗憾的是赞成这些看法的科学家只是少数。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政治问题让别人去决定，至于科学如何被运用，他们个人不负什么责任。
我已说过我认为科学家必须承认他们对发展核武器是负有责任的。正是科学家们推动了原子弹的发展，正是他们卖大力制造原子弹，是他们建议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城市，并且，他们还促进研究毁灭性更大的氢弹。当时，在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对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今天，这些人还在受蒙蔽，因而默许或支持核武器竞赛。我认为科学家们有义务开展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例如英国的“科学家反对核武器”组织和美国的有关科学家联合会所开展的活动。这是科学家们对我们人类所应负的责任。
核冬天效应给科学家提供了开展反对核武器运动的极好机会。如果核冬天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核战略，必须大力减少目前庞大的武器库。甚至还有可能说服全世界完全放弃核武器。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各种学科的科学家参加到核冬天的辩论中来，并作出贡献。当前，核战争会导致地球大部分地区毁灭以及人类势必会成为核战牺牲品的可能，给了我们一个迫使政府悬崖勒马的机会。当然，最终一切还要取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再支持发展核武器。
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未来将会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前景是：在下一世纪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