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
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从汉中、江陵两个方向同时出师，孙权则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团就会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是诸葛亮所设想的消灭曹操集团的最佳方案。反之“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因此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但刘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理解诸葛亮的苦心孤诣，反而怀疑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由于刘备一味奉行强权外交，不把盟友放在眼里，故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一步步走向破裂，最后两家反目成仇。
建安十六年，孙权曾向刘备提出东吴打算攻打益州，刘备不允，声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但不久刘备单独入川攻取益州，孙权闻之，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一气之下，召回其妹。刘备遂放妻回吴，而派张飞、赵云截江夺回阿斗。这就表明，孙权已不再相信“枭雄”刘备，刘备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顾不上秦晋之好了。
裂痕在双方利益发生矛盾的催化作用下，继续扩大。建安十九年，刘备定益州，孙权认为，既然刘备已得益州，就应还荆州予孙吴，即派诸葛瑾索讨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声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这分明是赖账，孙权不由愤愤地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同上。由于谈判不成，孙权只好诉诸武力，东吴大将吕蒙奉命领兵二万，夺取三郡。刘备闻之，引兵五万，从益州下公安，令关羽引兵下益阳，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火并。幸而曹操趁刘备主力东下之机，率兵进入汉中，刘备益州初定，唯恐有失，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结果吴、蜀二国中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蜀国反而丢失了战略要地江夏郡，把荆州南郡暴露给东吴，这就为日后吕蒙袭取江陵敞开了大门。所以廖立批评到，刘备不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孙刘结盟后，双方矛盾的焦点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因为荆州不仅是军事要冲，蜀国北伐的战略基地，它对于吴国来说，还是上流门户，东吴屏障。孙权占据荆州，就可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故东吴必然用全力来争。不过，我们分析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某些所谓的历史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历史悲剧是否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呢？笔者认为，如果刘备具有战略眼光，外交上灵活一些，主动归还荆州南三郡，以延迟吴国对荆州的进攻。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此之速，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此之剧，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这一假设有无可能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赤壁之战后，孙权审时度势，把南郡借给刘备，树操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以后仅向刘备讨还南三郡，极有分寸。如果刘备也像孙权那样豁达一些，审时度势，主动把南三郡还给孙权，孙权则可能与蜀并力北图曹操，共伐襄阳，如此则曹魏危矣。可惜刘备见不及此，他在攻取益州后，不把盟友放在眼里，一味奉行强权外交，寸土不让，以兵戎相争，终于导致同盟的破裂，促使孙权下决心用武力夺回荆州。
和刘备相比，关羽更是刚愎自用，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外交。刘备西入蜀，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后来的事实证明，关羽根本没有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而依仗自己有“绝伦逸群”的武力可以定天下。
对东吴，关羽是骄横无礼，擅启衅端，关羽镇守的江陵与东吴鲁肃屯兵的陆口为“邻界”，“疆场纷错”，关羽不但不能与近邻鲁肃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在边界制造摩擦，幸赖鲁肃能识大体，顾大局，“常以欢好抚之”《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事态才未进一步恶化。公元215年，孙权因索讨荆州之南三郡不成，“遂置南三郡长吏”，但不料“关羽尽逐之”《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这就激起了东吴将士的敌忾。当时鲁肃屯兵益阳和关羽对峙，在约关羽“单刀赴会”中，气愤地呵责关羽道：“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济济？”《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可见，力主孙刘联盟的鲁肃到这时也无法容忍了。再如吴主孙权曾遣使为媒，欲求关羽之女为子媳，这无疑是带政治目的的联姻活动，无论于公于私，关羽都应允诺，至少也应以礼婉言谢绝，可他不但不允婚，还把孙权臭骂了一顿，这就等于示东吴以断交。
另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典略》载，关羽围曹仁于樊城时，孙权曾遣使见关羽，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典略》。所谓”狢子“，这是中原人轻视江东人的侮辱性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狢子‘，若狐狢类云。“即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娶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狢子“，还露骨地表示，对曹操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划置诸脑后。
关羽不仅如此说，而且还与东吴轻开衅端，他擒获于禁后，由于俘获了许多魏兵，时值淫雨大水，粮食异常匮乏，关羽便擅自派兵夺取东吴湘关的粮米。关羽如此骄狂无礼，这当然大大刺伤了东吴君臣的自尊心。无怪乎陆逊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吕蒙也认为：“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力谏孙权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孙权也因此下了决心，与曹操联合，出奇兵偷袭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当然必败无疑。
王夫之评论荆襄之战时说：“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又云：“（赤壁之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肃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虽然王氏此论亦有偏颇之处，但细思之亦未尝全无道理。
3。刘备、诸葛亮用人之失
三国时期，刘备虽不失为一个善于招贤纳士、举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亲亲疏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义弟关羽“私其旧，骄其勇”宠信太过，后世史家甚至认为刘备待关羽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刘备集团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集团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性情孤傲，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个统率荆州大军的上将之责，诸葛亮并无意于关羽，其实他是愿意自己承担这副重担的，关羽则不过是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而已。笔者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关羽、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决然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承担起主力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亦非他本意，实际出于刘备内定。
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据史而言，诸葛亮离荆入蜀之际，并没有帮助关羽出谋划策，亦未提及荆州固守的战略方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关羽所言“北据曹操，东和孙权”八字，乃罗贯中虚构）。这对作为军师，又曾经作为荆州主帅的诸葛亮来说是一种失职。
再如，诸葛亮对关羽的骄横，不仅不加任何抑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十九年，刘备平益州，西凉马超来投，这是一个东汉末年就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明白无误地告诉关羽，你是天下第一，无人能与你媲美。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遍示宾客。不管诸葛亮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这封信给关羽骄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关羽的头脑越来越热，最终因骄而坑害了自己，丢失了荆州。俗语”骄兵必败“，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将骄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卷四《将骄吝》。深明此理的诸葛亮为何在明知关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情况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