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
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
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时代已经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数字化”“信息化”对穷人带来的好处并不像富人们宣传的那么多，信息技术使富人如虎添翼，使他们本来就快的聚财速度更上台阶。而穷人，由于没有基本的条件，则被富人更远地甩在后面。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6，而在非洲这个比例是1/5000。当全球都在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的财富神话时，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当财富像洪水般向少数人滚滚涌去时，大多数人的机会也就迅速流失了。
所以网络时代也是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而且再也用不着明火执仗。信息时代的殖民者，在光纤上圈地，所到之处，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人们的脑袋和钱袋。
当然，穷人还是有一线曙光的，毕竟脑袋还长在你自己身上。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就是最大的投资。
20年前，在一个小山村，有两姐妹，因为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妈妈实在不能决定这个机会该给谁，只好捡了一根稻草，让姐妹俩猜，谁猜中谁上学。结果妹妹猜中了。妹妹去上学，姐姐留在家里，承担起沉重的家务。多年以后，成绩优异的妹妹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一份很好的职业。姐姐也嫁人了，自然，嫁的是一个农民，她成了一个山村农妇。由于那一根稻草，姐妹俩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对很多穷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
有一篇报道，湖北省2000年高学历（本科及以上）者人均收入为11181元，小学文化程度者只有1708元，二者相差近7倍。经济收入的悬殊，已经造成实际上的高低贵贱。在当今社会，要想过上稍稍像样一点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高学历。
学历要多高才算得上是高学历呢？十年前能上大学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本科已经是基本要求，连硕士也排着队地让用人单位挑肥拣瘦，就业的压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而一个中等城市里的一般家庭，培养出一个本科毕业生，要花多少钱呢？
江苏省城市调查队曾经作过一项调查，按2001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一年需为每个孩子支出5727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7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吗
“教育改变命运”是一句流行的口号。但事实上，很多人不仅没有因为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反而因教致贫。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你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基本的、必需的教育。对现在的人来说，受教育已经不是个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是容不得你选择的，你必须接受。
然而教育却是个昂贵的事。
50年代，初中毕业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文革”中，高中毕业就已经不错。粉碎“四人帮”以后，能考上大学就端稳了铁饭碗，一辈子都不再为吃饭发愁。现在是不仅本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连硕士、博士都有了过剩的感觉。一个贫寒人家，特别是生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人家，倾其所有让孩子读书，所能上的学校不过是个教室破烂、师资不足，其他教育资源更是严重缺乏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要想去和城里那些重点学校的孩子竞争，无论如何是很困难的。
而这些简陋学校里的孩子，他们所花费的学习费用，从绝对值来说也许不多，但相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所占到的比例就非常巨大了。
对很多家庭来说，倾其所有，只能让孩子勉强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点可怜的教育是不足以改变他们下层人的命运的。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就只能堕落到更下层。
整个社会的教育层次在提高，逼着你必须受教育，哪怕倾家荡产，哪怕受到的只是一点点必要的教育。
教育的严重不公，使得人的发展机会从一开始就有了天壤之别。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让权贵更加权贵，穷人更加贫穷。更何况，即使受到同等的教育，不同阶层的子女在毕业之后的发展机遇也是很不相同的。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至于再往后的职业生涯和创业道路，家庭背景往往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教育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吗？不错，是有几个这样的例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你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都是那个阶层，很难跳出这个圈子。（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人。）
穷人害怕没饭碗
一位家长说，千辛万苦把孩子供上了大学，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读大学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虽然是差一点的体力活，总还能有个饭碗，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连饭碗都没了。
是啊，读大学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读完大学却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家长也有可能面临失业，一家人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有工作才有饭碗，工作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也很强调劳动者的权利，诸如休息权、知情权、获得报酬权、人格尊严权，等等，但很多时候都是空谈。节假日你不加班有人加班，待遇你不满意有人满意，就这条件，爱干不干，有本事你自己走人，你这位置多的是人翘首以待！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地位，老板他说得起硬话。
没有饭碗一切免谈，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还是将就吧。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公然地媚钱、媚权。《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这些超级畅销书都是谁买去了呢？是企业，是老板买去送给员工的，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借口！
那么，员工的权利呢？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的生存状态，老板又该负怎样的责任？面对劳动者疲软的购买力，出版界集体失语。
据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7％，失业人口约1400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280万，就业率73％，约有76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意味着衣食无着。工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却有1400万人没有这个权利。
可怕的是，我们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将责任都推卸到失业者本人身上，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我们的媒体总是强调失业者要自强不息，在歌颂那些靠着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的人时，同时也暗含着一种指责，似乎那些没有摆脱困境的人，要么是懒惰，要么是低能，总之，咎由自取。
缺乏同情的背后，往往是逃避责任。那些没有技术，没有资源，已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固然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把他重新推上战场，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拉他一把，是全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机遇造就富人
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地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丁磊、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
富人获益于自由
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看起来是买了个便宜，但心里往往并不舒服，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底价在哪里，总觉得也许还能更便宜。
事实上，你几乎总是能够发现，你买贵了。
所以每个人都尽量往低处还价，这样一来，卖主只有将价格报高——反正你要往下砍，他先涨起来再说。
那么吃亏的是谁呢？是老实人！你心软，你不懂行情，你不会讲价，你就吃亏。这样的市场准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不老实，商人要尽量地夸大其词，买主则必须心明眼亮，伶牙俐齿。
自由市场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挑选商品，自由协商价格，似乎很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得到好处的只是精明强悍者，对老实人来说就是不公平。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经济，那么谁最欢迎这种经济呢？是富人，不是穷人！
虽然，穷人也有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自由，但如果资本家利用有利条件压低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自由，那穷人只能处于不利地位。穷人要吃饭，他只有劳力资本，他不出卖劳动是不可能的。
“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往往就是“资本家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