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质贼赃与其他违法行为也不断发生。1870年内，按察司史美尔曾受理这类案件多起。他曾当庭发表意见，反对赌博合法化的条例。他指出，自开禁以来，地方上刑事案件及犯罪人数都有增加。
在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香港赌博弛禁。1867年12月3日，英国上议院开会时，一位议员指责香港政府的这项政策违反文明法律，遗害地方。北擎咸公爵在答辩时说，这项政策是英国的羞耻。1869年7月12日，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议员西克氏也对香港赌博弛禁提出质问。
英国政府对香港政府赌博弛禁一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只是表示今后该地赌饷不得并入正当税收项下，由香港政府另行保管、另行支配即可。
由于英国政府的纵容，香港总督麦当奴更有恃无恐，于1871年1月12日再次公开招商承饷，地点在香港政务署。结果，何亚锡用显南行的名义，以每月15800元的最高价投得。当年赌税合计189600元，比前一年多三万余元。正当香港政府为赌税增加而洋洋自得之际，当年2月，全港市民发起了请愿行动，所有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禁赌。同年5月，西商会也上书英国殖民部，历数赌博破坏社会秩序，坑害百姓，影响商务的事实。这两份请愿书都被麦当奴扣压，没有送到伦敦。麦当奴还利用休假的机会，跑回英国四出游说，希望维持弛禁的现状。但是，香港各界反对赌博弛禁的强大舆论是不可能长期封锁的。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1871年12月，英国政府指示麦当奴禁止赌风。
失去英国政府的支持，麦当奴只好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赌博合法化政策。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将禁赌的事交给辅政司柯士甸办理。柯士甸首先宣布，从1872年1月20日起，《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废。为了总督的面子，1月30日，他又出示布告，解释禁赌的原因说：“查本港地方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开设赌馆，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及制裁盗匪免使滋蔓。四年以来卓有成效。外商仆役盗窃雇主财物之事，渐见减少，私赌亦久经绝迹。近来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故由本月24日起，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销。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督宪现正筹商善法，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
辅政司完全把事实颠倒过来。既然赌博弛禁“著有成效”、“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又为什么抛弃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另筹商善法”呢？
“另筹商善法”只是托辞，直到1872年4月，新任总督坚尼地在就职演说中还宣称，英廷及殖民大臣命令他就职后，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两项主要任务。坚尼地在任期内，对于禁赌是尽了努力的，在1876年还修订了1844年的禁止赌博条例。他表面上是取得了成绩，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禁绝赌博的目的，赌馆又以“俱乐部”等形式出现了，比原来的赌馆更为高级。
“猪仔”贸易兴盛
早期香港转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生意是“猪仔贸易”。所谓“猪仔贸易”就是苦力贸易，把中国内地的劳动力，经过香港，贩运到外国去做苦工。到了麦当奴时期，达到了顶点。
掠夺贩卖华工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多次从黄埔、澳门、金星门等地拐贩华工出国，卖给国外庄园主、商人，强迫他们终身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英、法、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诱拐、绑架华工出国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獗。1849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金矿，香港成为招募华工的中心。投机商人勾结“猪仔头”，潜伏内地，诱骗贫苦农民，离开家园，被当做猪仔一般运往旧金山或澳大利亚，进行奴隶式的劳动，香港占地利之便，成为中间转运站。1852年经香港贩运到国外的华工达两万人。1857年2月，港府公布施行《贩运工人出洋牌照条例》，实行公开经营。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禁阻华工出境，使贩卖华工的行为贸易合法化。港英政府从中获取大笔不义之财。
1868年7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款。规定：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来游学并在指定地点设立学校；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这个条约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实际是适应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签订的，当时美国开金矿形成热潮，正需要苦力。
由于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香港更成了与厦门、澳门同样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据点。香港的苦力贸易在形式上与其他地方略有区别，属于“赊单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垫付船费，华工出国后以工资抵还所谓船费和利息。在还清债务前，华工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这种拐骗，当时还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贸易，而且各国从事苦力贩卖活动的船只也有不少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
早期从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国的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为主。据统计，1845年至1874年间经香港被贩卖到国外的“赊单苦力”多达266326人。其中1861年至1872年间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即有134693人。参加运载苦力的有分属于英、美、德、法、荷兰、意大利、智利、丹麦等国籍的船只426船次，其中属于英国籍的有179船次，占总船次的42％。整个19世纪下半期，被掠贩出国的苦力约有205万人。苦力贸易为英、美等国的不法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给英、美运去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繁荣了输入国的经济。对于香港早期的制造、修船、航运以及转口贸易等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为英国政府及英属各殖民政府及商人带来了财源。直至20世纪初年，香港仍有贩卖华工出洋的事件发生。1906年，香港尚有广祥合、合兴栈、源发栈、鸿发栈等新旧猪仔馆21家。野蛮的苦力贸易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谴责，也激起了被掠卖华工的激烈反抗。
《环球时报》温宪教授的《南非华工创业史》一文曾描述经香港贩运到南非的华工情况：在南非德兰士瓦掌权的英国殖民当局1904年制定的一项劳工进口法令规定：进口华工没有挑选工作的权利；华人不得离开金矿从事经商等其他职业；华工只能住在指定地点，未经允许不得擅离；华工经允许离开驻地最多不超过48小时；华工必须时刻携带身份证；华工不得租用或拥有任何不动产；拒绝工作、逃离或从事经商者将被视为触犯刑法而被罚款、监禁或被遣返。为了监督进口华工事项，德兰士瓦当局专门成立了外籍劳工部。
1904年5月13日，清政府与英国当局签署了中英劳工协定。1904年5月25日，第一批计1055名华人劳工乘船离开香港前往南非。直到1907年初，共计63695名华工来到南非。华工先被送入一个集中营式的“中国大院”，再从那里被送上火车，到达金矿所在地。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销，一些金矿为华工特制了一种水泥大通铺，一个房间内分上下两层、共容纳40名华工。每个铺位61厘米宽、2。1米长，上下两层间距91厘米，各铺位间有一水泥隔板。睡觉时，华工们只能缩身爬进这种水泥格子中去。
五十多家雇佣了华工的南非金矿公司毫无例外地将华工派到条件最为恶劣的井下工作，并且手工作业。1904年至1910年，计有3192名华人在各种事故、疾病中死亡，即约每20名华工中便有一人丧生。华人与资方间的冲突时有发生。1905年，每个黑人矿工的平均月工资为51先令，而华人只有37先令。在井下工作的华人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矿主规定每个华人每天必须用手工掘一个36英寸深的洞，如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将得不到任何工资。由于无法与华工语言交流，矿上工头便普遍使用皮鞭作为对华工的指挥工具。
从第一批华工来到南非的1904年至1910年，南非金矿的利润从一千二百多万英镑增至三千多万英镑。华工到来前的1903年，南非只有56座金矿开工，1908年增加至74座。
创办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委员会（1900年）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