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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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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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学校只剩下85间,在这种情况下,卢押提出创办大学,是难能可贵的。
  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
  卢押估计,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要建筑、设备费用,政府只可拨给土地,款项无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会上,选出筹备委员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
  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呈给卢押审阅。报告书说,全体委员认为,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无法筹集。
  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何启提议,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经费是不必忧虑的。
  根据何启的意见,卢押提出,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就可成立一间大学。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开支问题便可解决。么地氏捐出18万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兴建校舍。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
  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但是,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筹委会曾经宣布,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才可收集捐款。现在所筹得的捐款,距离11万英镑尚远,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大学就可以开课,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么,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
  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答应文科、理科、医科和工科全设。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计有何启、刘铸伯、吴履卿和郑卓楷等。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纷纷寄款捐助,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
  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团体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万英镑。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并自任校长。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最初开办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
  香港大学兴建时,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截至开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万元。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评议会成员17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助理副校长、教授、全职讲师及教育司。英语为教学语言。
  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
  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命名为卢押道。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全属峭壁,只好建立一条栈道,成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桥雾锁”。香港大学教学楼“卢嘉楼”、宿舍中的“卢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华人给经济带来生机
  卢押任内,香港经济比较活跃,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直到现在,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在食品饮料方面,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不是太多,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是,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划入香港,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称,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农田约四万五千亩,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与南九龙连成一片,甚为可观。这片宽广的土地,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新界原为农业区,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弥敦确实很有远见,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久,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批前清遗老,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携资带员流入香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澳洲、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
  一场种族歧视的辩论
  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引以为耻,然而非此之战,香港何得为英属乎?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以为可耻者,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
  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信函说:“苏格兰人之信,殊欠情理。盖吾人各有意见,各可抒发自己意见。不能强人意见如是,他人未必如是,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问题相离太远。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我华人之意见,未必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华人之功若何,此可听之,吾人应置不理。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
  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明确“太平绅士”职责有人称,“太平绅士”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1843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太平绅士”,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一百多年前,“海盗”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利用山峰作了望台,海上有商船经过时,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去截拦,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太平山”,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
  早年的太平绅士,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称为官守太平绅士;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香港及内地,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到19世纪下半叶,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
  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维持治安条例》中,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太平绅士有权命令在场及当地其他人协助维持秩序或拘捕扰乱者。拒绝协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审判处分,课五十元以下罚金或三个月以内监禁,而且,无论有无搜查证,太平绅士都有权自由进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卢押在任期间,1908年2月发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军舰只缉获。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竟赔偿其所谓损失,并鸣炮谢罪。上海两广同乡会、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同胞积极响应,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出售日货的商店,橱窗被石块击毁,囤集的日货被搜出焚烧,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爱国同胞还组织了“敢死会”等组织。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存放着大量日货。“敢死会”将货仓包围,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开枪打伤数人。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但是,爱国同胞群情激愤,“敢死会”依然四出活动。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镇压。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维持治安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
  (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
  (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
  (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
  (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根据这些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后来,在香港大罢工期间,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承担过检查邮电、报纸新闻等事务。不过到了后来,由于警力增强,“太平绅士”这个称号与“太平”(维持治安)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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