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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规定，中国政府对于须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必要的和合理的港英政府的举债将采取积极态度；如果其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元，港英政府将根据需要自行举债，并通报中国政府；如果超出50亿元，须由双方对该举债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进行。在以上谅解的基础上，港英政府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将保证于1997年6月30日留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250亿元。
中方官员透露，新机场成本不断上升，直到本月初的高层会议，英方还不愿作出“上限封顶”的承诺。他又说英方新方案内政府投资数目表面稳定，但冒出了225亿元的“或有负债”，只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机场铁路方面，英方文件表明到2036年前机铁回报率不超过2％，而这条铁路交地铁公司经营，是用地铁收入补贴机场的亏损，这是“割肉补疮”、“拆了东墙补西墙”。
同一日，彭定康上午出席行政局会议后，为布政司霍德的讲话辩解。下午港府就中方官员的批评，发表声明说，“布政司当时向700名商界人士发表演说，在这样一个场合，要他发表演说，而不向商界人士，以及整体社会，汇报有关事情进展的梗概，是不切实际的。并没有透露谈判的任何细节，但只是提及一些传播媒介已广泛讨论的事情。”
一个多月之后，9月14日，彭定康突然闪电式返回英伦“述职”，停留16小时，“三剑客”匆匆会见之后，即返回香港。彭定康到港不过两个月，有何职可“述”，引起外界多种猜测。而彭定康又故做神秘，不透露任何信息，但是，敏感人士从随后机场委员会提出的机场财务安排方案，以及行政局议员李鹏飞透露两局分家和立法局设委员会制的政制改变安排，即可知道这是彭定康述职后的产物。这说明，伦敦高层经过商议之后，决定不理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与中方进行较量，大打所谓“民意战”。
香港舆论分析，所谓述职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商讨要中方“交出”就机场铁路沿线上盖的卖地的一半收入，大约为二百二十亿元；同时，建设费用决不封顶。这个方案显然不能为中方所接纳。把特区政府应有的财政收入220亿元提前挪用，这样的条件，中方如能答允，卫奕信时期早就答允了，何必拖到今时。无论英方怎么说，机铁费用仅为230亿元，英方的要求无疑是要中方挪用特区的收益，白白送一条机铁的费用给英国在1997年前支配。根据新机场谅解备忘录，十大工程是英方在1997年前负责施工兴建，不造成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在香港，人人都知道，新机场议论之初，英国官员大拍胸口，说港英政府是有足够财力去兴建新机场的，何以现在又要预先挪用早已协商确定的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呢？
新机场沿线上盖物业有62公顷，要经过开拓平整才可以出售，最早的批售年限在1993年至1995年。这就是说，属于英治年期仅为两年，而属于特区政府的年期为50年。50年与两年的土地使用费相比，相差25倍，但是，中方为香港平稳过渡，愿意由港英政府收取一半土地批售费，而特区政府收取其余一半，即225亿元左右。这种安排，特区政府已经很吃亏了，可是英国人却连这一半也要在1997年前挪用，这显然是在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增加特区政府的负担。
香港人士质疑说，英方不是说机场铁路230亿元就可以建成了么？机铁上盖地收入之英方一半，应足够建机铁了，何以连未来特区政府的一半也要据为己用？英方挪用特区的财源越多，越是大手笔花钱，会把建费弄得越膨大，越损害港人的利益。港人的要求是机场铁路应该省钱，不要造成将来暴加票价和猛加税收的负担。
英方的方案，并没有尊重港人的意愿，坚持不降低成本，只是为大幅增加造价的机铁筹措资金来源，减少借债。其本质是拆特区的墙，去补港府的墙。机铁造价原本是150亿元，而短短几个月内却上升了80亿元，达到230亿元。这说明造价大有压缩余地。英方完全可以订出一个符合效益，而又不必提早挪用特区财政的方案。
备忘录说留给特区250亿元财政储备，经过彭氏16小时的返英“述职”，全给“述”光了。
对于英伦的谋划，中国自然不能接受。新机场工程预算一再调升之后，中方多次提出批评，加上香港舆论的压力，港府才不得不将总建筑费减少。
说到新机场建设经费方案，据文希先生记载，彭定康就中英双方的讨价还价，以港督身份发言时，更有一段惊人“妙论”。彭氏说：“我们要记住，1997年特区行政区会得到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批的嫁妆。因为特区政府将从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得到大笔资源，此外特区政府将可继承一盘有盈余的账目。”
外汇基金固然为数庞大，但是，外汇基金是干什么用的？尽管一生搞政治，彭定康也应该明白，它主要作用在于保障港元汇值，这庞大资源不能任意动用。
彭定康所说的外汇基金、土地基金，实质上都是香港人的资产，香港社会的财富，本来就是香港人的血汗钱和中国的土地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外汇基金理所当然地留给特区政府。怎么能说是英国送的呢？彭定康以“嫁妆”相比，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彭定康提出埃及“妖后”来，当然不过是随便打个比喻而已。但他和他的英国上司们，对待新机场及其财务安排，取态就绝不应以随便两字来形容。他们是绝对的斤斤计较，得寸进尺。
所谓外汇基金，是历任港督都不公开的机密。但是，在肥彭上任一周不到的时间，港府突如其来，揭开了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机密，不但在香港社会造成震撼，更令人对初来乍到的新港督“刮目”相看。
1992年7月15日，财政司麦高乐突然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公开港府外汇基金资产值。被喻为香港最神秘的面纱，紧紧保密了150年而一朝揭露，当然不会是财政司个人的主意。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港府揭开财政的大机密，为什么恰巧就选在中英两国政府就新机场财务安排在港恢复举行会谈的前夕。
根据当局公布的资料，截至1991年底，香港的外汇基金总额为2361亿元，其中外币资产及港元资产分别为2253亿元和108亿元，其中累积盈利为987亿元。
财政司麦高乐指出，外汇基金持有的外币总资金相当于290亿美元，按全世界持有外币储备数额最高地区排列，香港排在第12位，而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占第34位，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外币储备为5000美元，显著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平均只有740美元的数目。
就是说，按人头摊派，每个香港人，包括男女老幼，从外汇储备可以有接近四万港元。
除了外汇基金之外，港府还拥有财政储备，截至1991年底为760亿元，而到1992年底时已大幅增加到接近一千亿元。
外汇基金的功用，在于保障港元汇率的稳定；而财政储备为另一笔可备用资金，由港府根据公共开支，在有需要时审慎动用。
两者之外，港府名下的资金尚有“土地基金”，是由卖地所得款项按规定比例拨出积累起来，截至1991年底，转拨土地基金的卖地收入，总额达250亿元，此数字并未包括投资收益。
政改方案出台策划周密
彭定康治理香港的重头戏是第一个施政报告，就在这个报告里，抛出了他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为了这个方案的出台，在他抵港后的半年里，紧锣密鼓，一方面大打“民意牌”，另一方面积极制定方案秘稿。
彭定康上任两个多月后，施政报告文稿已出。即匆匆返英述职。9月14日晚，彭氏偕其助手黎伟略、韩新及私人秘书贺理等人，前赴唐宁街10号会见梅杰、韩达德、财相雷蒙特及其他主要阁员，引起不少政治评论家揣测。
彭定康返英之行，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港近期所发生的事情及施政报告的草拟本，向首相征询意见，并获得他们授权支持。从程序上说，是获得“香港及其他属土事务内阁常务委员会”的8位主要阁员全力支持。彭定康此行达到了目的，内阁常委“八老”鼎力撑腰。对华的行动，统一了口径，协调了步骤。至此，英国政府统治香港最后五年的蓝图，在唐宁街上底定。“肥彭”心头踏实，志意昂扬，准备放手大干。
9月下旬，彭定康续演其拿手好戏——亲民活动。不同的是，此次出巡，由于距离施政报告的发表只有两星期，“亲民”的意义，特别重大。离方案发表之期越近，“亲民”的本钱，自然所需越多，彭督就越笃定。这次“肥彭”点中的“亲民”地点是水乡大澳。对出巡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渲染。
人们私下议论，彭氏这一系列活动，绝对不单是英国政客的惯常做事手法那么简单，背后隐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由于彭定康判断在余下的四年多统治期内，若要推行英伦既定政策，就必需抓紧“民意”来作后盾。只有这样，港府才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不顾中方的反对，强行落实港府决策。争取民意支持，推销港府政策，港府要花的力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但彭定康已决心朝此方向推进。
彭定康虽然身在离岛巡视，其为施政报告所作的推销部署，则同时在市区落实并进。以港督私人新闻秘书韩新为首的一批港府高官，正按照这个方向为彭定康的首份施政报告，制作一套前所未有的具体推行策略。
彭定康出巡的同日，行政、立法两局宪制小组就有关九五年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模式，提出建议：选举委员会由三级议会的直选议员组成，再由他们互选成员“入局”。
与此同时，港督私人新闻秘书、资讯统筹处处长韩新，安排其顶头上司首份施政报告发表后的“推销”行程。整套行销方略，活动的密集、姿态的高昂，都要大大显露出肥彭本人及其身旁“智囊”的高度创意。就连施政报告当日的具体安排都详而再详。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拒绝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以年度施政报告的形式公布了他的所谓政改方案。这个政改方案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既不符合《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也违背了过去几年里中英双方就九五年选举的安排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
至此，彭定康上任后的“曝光”、“亲民”、匆匆“述职”的天机，才算完全泄露出来。
最卖命的一天
10月7日这一天，彭定康神气十足，活灵活现，忙的不可开交。这就是他的所谓“政改方案”出笼的一天。
香港报纸有这样的记述报道：
这位曝光率远胜历位前任者的新港督，已经足足忙了一整天。大清早与助手吃过工作早餐后，他便个别会见了主要政治团体的代表，率先向政治团体讲解了施政报告的内容。稍后港督亦逐一与一些身兼立法局议员职位的行政局议员见面，首先肯定他们过去在行政局工作的成绩，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然后，要求他们辞去行政局的职务以彻底实行两局分家。
早晨第一个与港督会面的是“启联”资源中心召集人、两局议员李鹏飞。他8时便抵达港督府，9时才离去。紧接着李鹏飞的是港同盟主席李柱铭，他与港督亦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民主建港联盟主席曾钰成及几位两局议员包括范徐丽泰、黄宏发、许贤发、何承天稍后亦逐一应邀前来，但每位在港督府逗留的时间约只有15分钟。
忙碌的早上过去后，港督抓紧片刻清闲，与太太林颖彤在港督府共进午餐。
下午2时半，彭定康由港督府抵达立法局，打破传统，站立宣读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施政报告。然后，他立即赶到布政司署会议室，召开了大型记者会。记者会结束，他回到港督府，又举行了两个小型简报会，其中的一个对象是本港传媒高层人士，另一个则是为外国记者而开的。傍晚，他还分别接受了香港“亚洲电视”及英国两个电视台的访问。
晚饭也一点不轻松。与港督共进晚餐的，是他所委任的一批新行政局议员。
晚饭之后，工作并未就此结束。10点半后，布政司及港督的主要助手，又齐集在港督府，与港督一起评估当日外界对施政报告的初步反应。
由彭定康一天马不停蹄的安排，可看出伦敦在香港政制改革上所下的赌注有多大！
如果说在立法局宣读施政报告后，召开记者会是彭定康又一次打破历任港督惯例的做法。那么随后两日，为施政报告公开答市民提问，就更属“肥彭”所独家首创了。
市民对此的反应，则“先热后冷、临尾反弹”，冷与热的分别，甚为显眼。
彭定康连场“推销大会”，最多被问及的是：其政改方案与《基本法》衔接的问题。每一次，彭定康都搬演他的“例牌”答案：如果有人认为本人的建议不符合《基本法》的话，请他提出另一套方案来。面对这样所问非所答的方式，全场便会一时间沉默起来。
究竟彭定康“政改方案”中所提建议，与《基本法》有没有出入，能不能衔接，甚或有没有抵触，怎样抵触，香港舆论自有公论。这里暂且不提。
施政报告发表翌日，彭定康为其亲口宣读的得意之作，推销辩解，整日“行程”，请看新闻报道：10月8日，置身一场长达16小时的马拉松公开辩论，努力推销其首份施政报告。
晨7时半已出现在香港电台，准备回答听众的电话询问，到他结束最后一场电视直播的“舌战”时，已是晚上11时20分。其间与他交手的既有升斗小民，也有各方专才和立法局议员。
综观港督8日出席的四个回应施政报告质询的场合，最轻松的可说是早晨的电台节目。虽然电台节目有声无画面，但据现场记者描述，彭定康在15分钟的节目内，仍一副演说家本色，经常利用手势配合以加强语气，仿如出镜般慎重，亦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