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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
尼克松来后才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隐秘的河湾（一）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 “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