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我说 ：“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后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 ：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让他们脱了湿鞋子挂在脖子上示众。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湿脚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在灾难过后到处扒挖。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处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道。
顺便，我还打听了一下金牙齿的下落。他还在一家图书馆里打杂。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在无数人头上有三座大山，一为“阶级成分”，二为“社会关系”，三为“历史问题”。只要是城镇居民，很少有人与这三座大山完全无关。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远近牵连，曲折盘绕，总有阴影笼罩。这就为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留出了辽阔的钻营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厉风行地轰毁了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解除了积压几十年的负担和恐惧，能够轻松地做人了。据正式公布的统计，其中计有干部三百多万、右派五十多万、地主富农四百多万、资本家七十多万，如果把他们的亲族和社会关系算在一起，牵涉到全中国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重大行为，后来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很多人一时简直难于相信，从此再也不要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曾经在乡下买进过十亩地而一年年检讨自己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了，再也不要为妯娌的表兄抗战以后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去了缅甸而一天天担惊受怕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年轻时曾向一家由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者主编的杂志投过稿而一再忏悔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参加过某个俄文翻译组而是否有了“苏修间谍”的嫌疑不断忧虑了……这种“再也不要”的舒畅，无以言表。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大山的全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因此，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最多，再在“文革”的“历史问题”上咬嚼几口，已经了不得了。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精神层面和人权保障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那么，我可以立下一个誓言了：只要还是由我在掌管这个院子，我将决不允许政治陷害，决不允许人身攻击，决不允许谣言惑众，决不允许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与同事们一起，保障这个小院落里的人能够轻松、安全、有尊严地活着。
我又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下雨了。霏霏细雨中的校园十分安静。偶尔有几个人在熊佛西院长守护过的小道上走过，也不打伞，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办公室更加安静，已经好几天没有人来敲门了。
墓地和法院（一）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沪太路、灵石路的道口时突然摔倒在马路中央，不省人事，满脸鲜血。路人立即打110专线电话报警，很快就有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济医院抢救。
老人在脱离危险后被包扎，瘦削的脸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迹。白发凌乱，衣衫不整，言语迟钝。医务人员一时问不清他的身份、住处，便让他一个人蜷缩在病床上，等待家属来寻找。但是，他们估计，这更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来寻找的年迈流浪汉。
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妈妈一起上街，妈妈拐到一家杂货店买东西，爸爸不愿意在店门口等，就独个儿穿越马路回家了。妈妈在店里，完全不知道路上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经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连着逛，这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逛街。
终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护士一听，是一串号码，而且听起来很像是电话号码。照着一拨，找到了我的弟弟。
当时，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们回到上海，知道情况后急急赶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里迎接我们。
摔了一跤，一番折腾，本来已经是一把骨头的爸爸显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身旧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压住了包伤口的纱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问起出事那天的种种细节。爸爸口齿清晰地叙述着，我听了一会儿便开始走神，总觉得今天的他，是从远处走来的。
远处？哪儿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终于明白，问题出在那身旧中山装。爸爸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样一直穿那种休闲式的布夹克，我们看惯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伤后的衰相让我们担忧，才特地换了一身旧制服。这一换，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时的他，基本就是这个模样。而且……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旧中山装，特别是摸那肩。妈妈在旁解释道：“他受伤后怕冷，这件旧衣服厚一点。”
我的手已经摸到了旧中山装肩上的那块漆渍。不错，深棕色的，像台湾地图！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轻轻叹一声：“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刹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