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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时候，因为有人当面赞美我走得像跳舞一样。我打了有生已来第一场架。
是蒋芹芹将我劝走。她是惟一关心我的人，除了我父母。
是的，蒋芹芹从小就像姐姐那样关心我，爱护我。我和她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当时我们就住在成都的府河上游，是邻居，她比我早出生一个月。
记忆中，童年里流淌着的是那条被太阳撒满金色光亮的小河。70年代中后期，府河的上游没有任何工厂，河水很静，也比较清。女人们甚至还可以就着河水洗衣服，洗衣棒捶着衣物，发出“梆梆”的声音，敲碎了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我们家在铁路局家属区里，那一片地方叫做五块石，北面是洞子口，南面是西北桥。当时的五块石还十分荒僻，尤其是靠近府河一带，十分宁静。河岸边上是成排的法国梧桐，高大，茂盛，密密麻麻的叶子挡住了太阳的照射，孩子们喜欢在树下歇息，清风送爽，舒服极了，美中不足的是树上有许多带着黄黄绿绿斑纹的毛毛虫，偶尔会有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一碰到皮肤，又痒又肿，好几天都有些疼痛，越是用手摸越是红肿。曾经有一次，一根又粗又长的毛毛虫落在蒋芹芹的脖子上，她“哇”地一声哭了。我急了，一把抓起毛毛虫，扔出老远，然后急急地用舌头去舔那红肿的地方，因为大人说口水能止疼。然后我又仔细地一根一根拔去扎在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刺。蒋芹芹说，小泊你真笨，你不知道找根树枝吗？我说怕耽误功夫呢，我还说，我的手不痛。多年后我想，我可能是第一个用唇碰了蒋芹芹脖子的没有血缘的异性，但我们那时都太小了，谁也不曾在意，我们从那么久以前就开始肌肤相亲，以至于真的长大之后，反而没有肌肤相亲的激情。
我们还喜欢卷起裤管，翻开石头，捉那些躲在石头缝里面的螃蟹。螃蟹的夹子如果夹住你的手也是生疼生疼的，得先按住它后背上的壳，然后再把夹子按紧，让它动弹不得，至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大螃蟹，就得把它们的两个大夹子硬生生的掰断，有一次，蒋芹芹在一边突然问我：“那些螃蟹也会痛吗？”我呆了一下，我可是从来都不去管它们的感受的啊。蒋芹芹则从小就是个异常善良的人。许多年来，我心里其实一直明白，她对我那么好，主要因为她那天性中的良善，而非爱情——她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想到这里，我心里会有揪心的疼痛。
是啊，事实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对她好，是因为我爱她。而她对我好，却是因为她天生的对于弱者的关爱，我知道，本质这上植根于怜悯。
我爱的人呵，即便你对我的怜悯比太平洋还要宽广，我也只想要一滴露水——假如那滴露水里面有你的爱情。
那时，我们还那么小。我们两家紧紧挨着，只隔着一堵矮矮的石墙。
两家人关系很好，蒋芹芹的妈妈做了汤圆。总会让她端给我一小碗。她会爬到矮墙上，喊：“小泊，快来吃汤圆。”我会应声一跛一跛地跑过去，因为很近，我跛跛的姿势并不明显。我接过那白瓷的、热热的、干干净净的小碗，然后，在她甜甜的笑容中，一大口一大口地吞着。她有时也在一边吃，我憨憨地看着她，憨憨地笑。我们给予彼此的笑或许是这世界最美、最温柔的笑容。我想，在我们微笑的刹时，空气中肯定充满了幸福的小精灵，它们围着我们飞舞，唱着《欢乐颂》，让阳光也变得比蜜还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我如此幸福。
有时，蒋芹芹的爸爸上班回来，给她捎回一些糖果点心，她就会装在口袋里，然后趴到矮墙上，喊出我，我们一起来到府河边，坐在树荫下，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其中的甜蜜趣味，回想起来，未必不及恋爱的喜悦。
我和蒋芹芹还常一起玩“寻宝游戏”，一个人先到屋里把某个小物件藏起来，另一个找。一般首先是我在屋外，闭着眼数数，从一到四十，我总是故意漏掉几个，才数几下，就把眼睛睁一条缝，微微转头偷看，如果蒋芹芹发现了，就会大声喊：“不许耍赖！”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忙着去“藏宝”，注意不到我的小把戏。蒋芹芹确实不太有心机，把“宝贝”藏来藏去，总是那几个老地方：要么枕头底下，要么床底，要么就在被子里，最难的一次也只不过是把一个小玻璃球埋在了米缸里。好笑的是，不管她把“宝贝”藏在什么，她的眼神总是会有些紧张地往那个方向瞄。我可以捕捉到她的目光，顺藤摸瓜，找到宝藏。而轮到我藏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找不出来。
我藏的地方的确说得上是稀奇古怪：衣柜里衣服口袋里，鞋子里……甚至有一次我把“宝贝”先藏在自己手心，等蒋芹芹找过了枕头下面，再飞快地把它放过去，她累死也永远找不着。蒋芹芹因此总说我狡猾，“狡猾透了”。我就说她太笨了，说她“笨得像猪”。她不同意了，说她不是猪，“猪又懒又难看，我才不是猪呢”。最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她笨得像猫。当然我们也明白，猫其实并不笨，形容一个人笨得像猫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何况，蒋芹芹的样子确实有些像猫——轻盈，灵动，慵懒，还有一点点媚。猫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张曼玉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懵懂的时候。转眼，到了1980年，我们7岁了，开始上学。
我们都是铁路子弟，理所当然地在铁路小学读书，现在我和蒋芹芹不仅是邻居，还是同班同学了。我们小学在马家花园附近，从五块石家属区去那里，要先后经过西北桥，上沙湾，中沙湾，下沙湾。那时每到上学或者放学，蒋芹芹总是拉着我的手，穿街过巷。念一年级的蒋芹芹扎着两根小辫，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时，常显出一脸友爱、一脸无邪。
上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按学校的要求，我们每个学生都要交八毛钱，由学校统一买月饼回来分给大家。对于什么是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我们那时候其实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老师说，中秋是代表团圆的节日，天上的月亮在这天夜晚是最圆最亮的，地上的人们就模仿月亮的样子，做出圆圆的月饼，象征着一家人的团圆。
中秋节下午，学校在放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块月饼。老师在发月饼前特意叮嘱：发的月饼要放到书包里面，千万不要随便拿在手上，否则，如果在学校门外碰上“要饭花子”，很可能就会被抢去。我从小就十分逆反，老师说东，我偏要说西，何况当时只顾激动，根本不注意听得老师讲的有关“要饭花子”的事例。所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把月饼放入书包里，而是拿在手中洋洋得意地炫耀，不管蒋芹芹她们怎么提醒我，我也不听。结果，刚走到上沙湾，就被一个“要饭花子”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月饼。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到手的月饼也会没了，我伤心不已，哭了起来。蒋芹芹一言不发，拿出个白色的小手帕，给我拭泪水，一边说，“男娃儿不兴哭的”，一边将她的月饼，分出一个来给我。
在那时，蒋芹芹对我就是有这么好，以至于我妈有次开玩笑对蒋芹芹说，“小芹，你长大要是成了我们家小泊的婆娘，我也就安心了。”小芹就天真烂漫地笑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屋子，蒋芹芹拉着我走到府河边上高高的法国梧桐下面——或许是更小的时候我拂去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那棵树下面——咬着我的耳朵说，“我大了就做你婆娘”，说完就笑着跑了。
那时候，她还小，还意识不到残疾人和她的不同，或者她知道这种不同，却没觉得彼此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眼里有那么巨大，那时，她还把我当作她的同类……但是，1981年我们念二年级后，确切地说在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蒋芹芹似乎突然懂得了矫健的双腿是多么重要，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觉远——不是电影演员李连杰，而是电影中那个古代的觉远，那个双腿腾空而起，一跃三尺高的觉远，那个双臂摊开举着两大桶水依然健步如飞的觉远。
此后，她似乎对我比以前更好了，但我感受到了——那好里，分明多了些怜悯，少了些依恋。我不是《少林寺》里的觉远，也必将不是觉远那一款式的男人。或许从这时起，就决定了我和蒋芹芹的命中无缘。
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是我最大的乐趣，无数次，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世界从这里开始了……《地道战》中，那机警、调皮而勇敢的“嘎子”扎车胎，摔跤，堵烟囱，缴手枪，立功，让我们激动不已，羡慕不已。《阿Q外传》那令人捧腹的故事，还有那《冰山上的来客》，都让人们久久不忘，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少林寺》，每次散场总无法平静，一直要激动好几天……
回忆起来，那时候的露天电影，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味啊：那高高的院墙、那巨大将要被当作银幕的雪白墙壁或者那些像帆一样舒张着的白布电影屏幕、那一排排冰凉的水泥长凳……那些仲夏的夜晚，或满天星斗，或皓月当空，大喇叭在夜空中奏响了乐曲，高亢而悠远，穿透夜空与时光。昏黄的路灯下，聚满大人、小孩，那些银幕上的战斗英雄、武林好汉，他们曾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无穷的乐趣。那一切都成了童年的一部分，成了那个贫穷却又单纯的年代的标志。
我周围的其他孩子，都像自由的小马驹，在坝坝中奔跑，或在雪白银幕墙前的舞台上叫喊、跳跃，惟独我只能静静地站着。但是，我依然是快乐的。皎洁的月光下，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因为露天电影而充满了动感。银幕上忽然一片雪白，一束光从后面高高的放映孔中射出，大喇叭也暂时寂静了，仿佛一个石子扔进没有波澜的水面，夜碎了。于是，疯跑的小孩、聊天的大人都静了下来，电影就要开演了。银幕上的亮光映出了人们兴奋的脸庞，同时也淹没了头顶上的点点的星光和月光。
一个又个夜晚，一个又一个夏天，一年又一年，岁月就这么溜走了。后来，成都越来越繁华，也越来越现代，那些露天电影院逐渐被变成商厦、饭店或者居民楼，只剩下一个破碎的记忆，走遍成都的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一切都成了往事，也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些美丽有趣的故事却融入了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当我重新拾起它们，那一个个故事尽管已经残缺，许多人物尽管已模糊不清，但总会在没来由的某个时刻，在心底有某个镜头，某一首歌，某一句台词突然地历久弥新，清晰起来，使回忆越加强烈、深沉，永难忘怀。
我不羡慕今天看电影的人们，虽然他们坐在豪华的电影院里，上有华灯灿烂的顶棚，下有精致舒适的座椅。但是，却没有了闪烁的星光，没有清凉的月光，也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随意的温情。素不相识的观众安静冷漠地坐着，没有孩子追逐打闹的欢笑声。那些小孩，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父母身边，似乎很幸福，露天电影院逃票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很远很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如我们当年快乐。当人造的黑夜降临时，我心中忽然涌出无限惆怅——那满天的星斗，那高高的院墙，那一排排冰冷的水泥长凳，那雪白的幕墙，那童年的我，那昔日的故事，都已渐渐地飘逝远去了，永不回来，惟有我的记忆还在追逐着那些露天电影的碎片……
是的，我的记忆在至今依然在追逐着《少林寺》里的碎片，电影中那个觉远，英武，有力，腿脚矫健。这些都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所以我特别注意着他在电影中的一举一动。电影中的场景像流水一样继续前行，小虎（那时还不叫觉远）跳入黄河，侥幸逃出敌人围追。精疲力竭地来到少林，迎头撞在少室山山门前，昏迷不醒，被好心的少林寺武僧昙宗所救。昙宗原来也因王世充迫害而遁迹空门，他的女儿就是牧羊女白无瑕，她跟着父亲隐居附近山村，牧羊为生。小虎被救后，匿于寺内后园养伤，在昙宗父女悉心护理下，伤势渐愈。
一天，小虎无意中发现昙宗与同寺十一棍僧秘密练武，惊其武艺超群，恳求昙宗收为弟子。经慈悲为怀的老方丈同意，小虎落发为小沙弥，并取法号觉远。但是，由于其大仇未报，未正式剃度。
随后，觉远开始了辛苦的练武生涯。电影把这一节处理得十分浪漫，只见青山绿水之间，几个白衣僧人白袍飘飞。两手平举装满水的大桶，如同水上漂一样一掠而过……他们跑得多么欢快啊。
但是，他们的欢快却是属于健康人的欢乐，与我无缘。
交钱看的那几场《少林寺》，我都坐在蒋芹芹的旁边。我发现，每当放映到了觉远他们踏水而过的那一场戏，她的眼睛立即就满是光彩。她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死死地盯着屏幕，一眨也不眨。我那时突然地心头一痛，尽管我还那么小，还只有8岁，我的心真的痛了一下，我埋下头，看了看我的那只残疾的内翻足，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真的，当时，那电影是那么深切地影响着我，让我难过得呼吸都困难起来。
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少林寺》对我们的影响了。1981年的狂潮似乎显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虚幻起来。但当年就是有那么热烈。无数的年轻人跑到嵩山去了，甚至很多中小学生也离家出走去看少林。我们五块石铁路家属区的孩子们一向不爱读书，喜欢打架，喜欢冒险，有几个念高中的利用暑假，爬货车去了河南嵩山，回来后四处夸耀，如同伊斯兰教徒去了圣城麦加。我们这些小一些的孩子受了影响，也跃跃欲试，我和蒋芹芹跟随几个大一点儿的小孩，打算爬货车去少林寺。
我之所以答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