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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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的女儿-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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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病室却没有动静,越近越安静,我在敞着的门外站住,悄悄向里面看:这是一个十六个床位的大病房,住着八个伤员,伤员们半坐半卧在各自的床上,彭澄坐在房间尽头的一个空床上,面对着他们。
  “难道说,就没一个愿出节目的?”彭澄说。伤员们纷纷小声说不是不愿,是不会。彭澄说:“不会节目,会说会笑吧?……那就行!我跟同志们交个底,我今天下午的任务是制造节日气氛,春节了嘛。待会儿领导还要检查,看我节日气氛制造得如何,到时希望同志们配合一下,大声说话大声笑——体现节日气氛的意思,不想笑的也请装一装,估计领导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总之吧,为了我的个人进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全场开怀,包括躲在门外的我。笑着,伤员们就“个人进步”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向彭澄问开了。
  “彭护士入党没有?”
  “入了!”稍停,“思想上入了。”
  又是一阵会心的笑。笑声中又有人高声地问:“那,立功了吗?”
  “立了,二等功!”等全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叫,彭澄方道,“我们所立的集体二等功,有我的一份。”
  士兵们开心极了,屋里气氛立刻活泼、融洽起来。我悄悄向彭澄看去,她也在笑,细密的小白牙一闪一闪,黑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光润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个喜庆的节日娃娃。成功地“暖了场子”之后,她开始讲笑话。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同年同月同日生,六十岁生日时他们决定庆祝一下。上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老太太说,她希望能得到一笔钱,和她的丈夫一块周游世界。上帝点点头,问老头有什么愿望。老头说,他希望得到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妻子。上帝说,好吧。并即刻满足了他们各自的愿望:老太太得到了一大笔钱,老头呢,胡子长了,背佝偻了,牙全掉光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九十岁。”屋里静静的,士兵们一时没反应过来。彭澄笑眯眯道:“他的妻子六十岁,正好比他年轻三十岁。”
  士兵们大笑起来,恰好所长路过,闻声而入,笑眯眯道:“好热闹啊这里!”同时对彭澄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表示致意。士兵们一看所长还真的来了,一个个差点没有笑翻过去,令所长感到了这笑跟自己大有关系,又不知“关系”在哪里,不免疑惑,但大家只看着他笑,不予解释,越发地让他心中忐忑,出门时下意识把脸对着门上方的玻璃照了一照,没有问题。于是小声问站在门外的我:“他们笑什么?”
  我安慰他道:“彭澄讲笑话呢!”
  那个下午结束的时候,彭澄给伤员们跳了舞,霹雳舞。她跳舞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了,人人屏息静气,生怕打扰了那个美丽的舞者——年轻女孩儿仿佛陶醉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脸上的表情如梦似幻:眼睛眯起,喇叭花似的双唇微微张开,目光透过迷蒙的睫毛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望去;手臂如鸟儿飞翔的两翼般舒展、轻摇;两条长长的腿大幅度抬起后再无声地踏下,如同踏在棉花上,又如同飘浮在云朵里。八名伤员都是外伤,有的轻,有的重,此时,棕黑的脸上一律轻漾笑意,含着友爱,不用说,还有倾慕;身穿夹克式绿色作战服的女孩儿背衬雪白的“天幕”、面对年轻的士兵翩翩起舞,把春节前的边防装点得宁静、美丽。
  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地。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听说你一个人在一个哨位上待了七个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个人吗?”
  “是呀。送给养的军工每次来只能把东西放在另一个地方,我趁天黑的时候去取,他们不能过来。”
  “那不闷死人了?”
  “是呀。电话不能打,广播也不能听,离敌人太近了,很闷的,精神上也很紧张。每过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画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导员上来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导员还是想办法让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连里还记着我,心里头好过多了。”
  “听说下阵地后,从连部到休整点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哑了嗓子?”
  一个士兵插道:“开始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七个多月没说话了嘛。”
  彭澄问:“都喊了些什么?”
  “瞎喊。”
  “什么嘛!”
  小张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万岁,还有就是唱了歌。”
  “什么歌?”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好多,想到什么唱什么。”
  “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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