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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湛，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我心里不太踏实，我不希望我丈夫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负责任地瞎吹。他道“从云南回来以后”，一股热流从我心中流过。彭湛说：“目前海南那边已经有人去实地考察了；北京也托朋友去肯德基了解情况，我回去后就准备正式向单位辞职。”雁南听得眼都圆了，这在她那个生活圈子里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军队和地方说是水乳交融，事实上隔着一堵相当厚的墙。墙外的人不知里面，墙里的人不知外面。
小英跑来叫彭湛了，中午雁南在家里吃饭，母亲让彭湛掌勺，小英已把小工的活都干完了，彭湛走好久了，雁南仍兀自感慨：“行了韩琳，后半生有指望了！”
“没听都还没影儿的事呢，你就听他吹吧。”
“能吹也行啊！我们家那个同志，一开口就是‘咱就是这样，就是没本事，就是窝囊，怎么着吧！’别人还没说什么呢，自己先往下出溜，也算是男人！想想就气，就没情绪，就堵得慌。你哪怕真的就这样，真的没本事，吹吹牛总行吧？吹牛都不敢吹，怕担责任。”雁南恨道。她丈夫不久前转业了，目前工作还没有落实，正好在家把雁南的月子伺候了，不想雁南还不领情。“我用得着他伺候月子？有保姆足矣！看着他一天到晚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干些保姆干的事情，我就觉着天都塌了！……你还笑！因为这个我奶水都不好了，本来特别好，吃不完。”
“雁南，我觉着吧——”
“你别‘觉着’！你觉不着！你哪里会知道，一个男人要是胸无大志自甘平庸起来，多么乏味叫人讨厌！”看着雁南沮丧的样子，我无法不为自己庆幸。
我和彭湛返回兰州。
依我是想在家里住够日子，然后直接各奔东西的，彭湛跟我商量，让我跟他一块先回兰州，态度谦和甚至谦卑，让我没法直接说不。我说：“跟妈妈怎么说？”
“就说还有点事要办。”
“什么事呢？”他说不出了。最后还是我跟母亲说的，说我有什么重要东西搁在了兰州，必须去取，所以得早离家几天，最后就从兰州直接返京了。看得出母亲极舍不得，家里热闹了这么些天了，我们一走，又是只有她和保姆的日子了，但她什么都没有说，母亲对我们一向体谅。在母亲点头表示同意时我难过地想，欺骗一个信任自己的人是多么容易。走前母亲又像以往那样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给我们张罗了，令我心烦。从前我以为这烦是因为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又要孤零零一个人四处漂泊的缘故，但是这次跟从前不同，这次我是要同我的丈夫返回自己的家啊，为什么还是那样的不愿离开？
我不想去兰州。如果可能，倒希望能把彭湛现在就从那个乱七八糟暧昧混乱的环境里移植出来，在母亲这里或在北京，过一种干净、健康、明亮的生活。但现在不仅他出不来，我还得去，去帮他安排，了断。后来想，他的不愿一人只身返回，还有我的不愿前往，是不是都是一种预感？
去兰州的车票钱依然是得我出，可我已经没有钱了，没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意外。只好同母亲借，借钱又得编一些谎话，看着母亲深信不疑二话不说打开抽屉戴上花镜一五一十点钱给我，我难过极了。当时是晚上，当我拿着母亲的钱进楼上卧室时彭湛自嘲：“唉，年过三十了身无分文！”
“是啊。”我干巴巴地附和一句。对于凭什么要把钱全部都给小唐的事是再也不能提了。她说她陪他睡了七年，曾怀着那样的鄙薄觉着一个女人这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婚姻是多么不自重多么庸俗甚至是贱，现在却发现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是他们关系的实质。否则，他怎么可以在已经爱上别人时又去找她，并且在解决完问题后立刻把她丢开？下午的阳光由门上方照射进来，沐浴着他们合二为一的身体……就是亲眼所见也不会更逼真更生动了吧？曾一再对自己说你学医出身应当对此事有着充分理解，在母亲家我也的确把这事给忘了，为什么一说兰州便会又想了起来？才发现它原本就没有消失它已牢牢扎根在了我的脑子里随时会幽然浮出。
车到兰州时天下起了霏霏细雨，阴冷阴冷，令我心情抑郁，还有些隐隐的不安。天气变化对我的心情影响一向很大。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小跑着进了那座有警卫值班的大院。院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房屋、树木在雨中呆立，听任雨滴冷冷地敲打。我们冒雨向我们的家跑去。突然地就明确了心情不好的原因：那个家，真的是我们的家吗？她还在吗？她要还在，我们怎么办，躲出去还是与她同居？躲出去，去哪里？我和彭湛肩并肩地跑，谁也不说话。但我知道，我心头的忧虑也正是他的。彭湛打开了房门，房间里光线很暗，上午如同傍晚，他开了灯：屋里是一片刚搬完了家后的空旷和凌乱。
所有的东西都搬光了，沙发，茶几，电视，餐桌，椅子、冰箱……连厨房里的排风扇都卸走了，留下了一个方方的大洞，洞下面的窗台上潲进来一片雨渍；瓶瓶罐罐遍地都是，打开来看，全是空的，搬得非常细致。我们不约而同、一前一后上楼。眼前出现了奇迹：卧室里的那张床居然还在！床上居然还有一套卧具！忽然地，我明白了对方的思路。她搬走东西不是因为赌气不是为了惩罚，完全是为了她日后生活的实际需要，给我们留下的这套生活必需品，就是她冷静权衡的明证：以免惹得狗急了跳墙，去找她的麻烦，她是彻底地放弃了他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单纯，仅是物质上的问题要好办得多。她的这种无理贪婪也彻底摧毁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去除了我对她所能有的全部内疚。糟糕到极点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彭湛的脸却仍比外面的天还要阴沉，终究是角度不同。我轻轻搂住他的胳膊，说：“没关系。”我们去食堂吃的饭，主要是陪他吃，我几乎没吃，吃不下，没有食欲。他吃了三个馒头，两份菜，一碗面汤，毕竟两顿没吃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感触，想，到底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开阔。也是在后来，后来的后来，我才了解这并不是由于心胸，而是一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用在这里是我的一种杜撰，我的确切意思是，肉体需要之于彭湛，似乎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食堂回来，我们收拾房间，擦，扫，刷，洗。有了具体的事情和目标，加上想到晚上不必出去流浪，更重要的是渐渐意识到这已是我的家了——尽管一穷二白四面徒壁，但却是我的了——心情开始慢慢好转，由于活动，冻得发僵的身体也开始暖和。为了抵御屋外的阴凄，我还开了楼上楼下所有房间的灯。
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刚好收拾到客厅，门开后，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被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搡了进来，同时响起一个老妇人愤怒的声音：“你们去度蜜月！玩儿！让我给你们带娃儿，不要脸！”
只听到了这个声音，没看到人，大门就“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小男孩儿反身扑到门上，伸出小手去够门锁，同时大声哭叫：“姥姥！”彭湛走过去把小男孩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亲他，不停地安慰他。“爸爸，”小男孩儿哭泣着用小手指门，“妈妈——”
我呆呆地看着，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是在看电影，又像是在梦里。
三
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一千元在当时相当于彭澄一年的工资，彭湛两年的工资——和那句祝言所引起的对于彭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明亮记忆恍若隔世。那时彭澄她们已由云南撤回了四川驻地，在云南时我们说好她一撤回后方就休假，先回兰州，再去北京；后来又说十月份再休，看看十月的北京。但目前看来这个计划怕要落空，她们有可能得去西藏，历时一年。信中她说：“听说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冲突，有了一些小的战斗，今天我上中午班，一进科室就听说要组织赴藏医疗所。刚开始我还觉得去不去无所谓，经大家一说，是去不得呀！一是西藏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没有青菜。二是地形险恶，翻车事故不断发生，你说云南路险，她们说比起西藏，云南乃一小巫，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首先这两点就不像去云南那次，还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三是参战一年就是二十三岁，再等到那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黑皮肤红脸蛋恢复过来，又得一年，二十四，终身大事为此就要推后两年考虑，黄金时光已过。据说我们医院要组成一个一百床位的医疗所去西藏察隅县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电，用不上电灯，看不成电视，如果大雪封山，几个月看不到信和报纸是常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科将去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估计我又跑不了。不过他们又说这只是小道消息，但当大家问院长政委时，他们都笑呵呵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嘛。’唉，回想我的当兵生活就像游民。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夹江，夹江到云南，云南到夹江，这回又要从夹江到西藏……”
彭澄所在医院隶属成都部队，与成都部队辖区接壤的国家较多，俗称“邻国”。“邻国”和老百姓过日子所说的“邻居”是一回事，挨得近了，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有时相互走动走动，串串门儿，说说笑笑地就能把事情解决了；但也有一些事很难解决，这时两方中间只要有一个不讲理的，或性子急的，就得动武，到那时，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了，所谓胜雄败寇。通常，一个家的“拳头”是身强力壮的男丁或这家所拥有的权势，而一个国家的“拳头”就是军队了。国家指哪儿，“拳头”就得打哪儿。因而当兵若当在了需要跟诸多邻国打交道的部队，“生活就像游民”不足为奇。关于赴藏一事，彭澄信中最后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如果真去了，十月份就休不成假了，就去不成北京了。她说她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国庆节，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是她唯一的北京亲戚。
我给彭澄回信，开了无数个头，终是没能写下去。不想跟她说我这边的不愉快，不愿她不愉快，深知我和她哥哥的婚姻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不说不愉快，就只有说套话，费劲而且无味。于是就想，过些日子再写吧，等情况、心情有所好转，等现在成为过去时再写。我对我的婚姻仍抱有很大希望，决心以我的积极努力去经营好它。
“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