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舍不得。想他的那些日子，我是靠了那些信才熬过来的，每封信看了都有几十遍，信纸都看毛了，看薄了，看软了。事儿最后出在了他那一边。我这边没啥，甭管怎么样，百祥是个男人，粗，再说，我的那些信就是拿给他看，他也看不出什么，这些玉青写信时就都防着了。”即使跟我这样八竿子够不着的人，小梅说起她的恋人来也绝不说真名，仿佛是只要说了，就算埋下了一分对他的威胁，现在她视他如命。
是桂玲去部队探亲时出的事儿。她去部队，副连长的同僚们当然要去看她，去看她，就有人拿出小梅大作中的一些句子、段落跟她打趣。他们都认为那些信是她写的，副连长是这样说的。副连长一向并不隐瞒这信，有时还公开地念，给他们看，在部队这很普遍，有战友之间相互信任、有福同享的意思，也有炫耀的意思。他们看着她，笑，意味深长地道：“嫂子，他真是想你啊，想得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慌慌的，什么都干不下去。”“想你的那些日子，他是靠了你的那些信才熬过来的，你的每封信他看了都有几十遍。”以及什么“那三天的分分秒秒都铭刻在心永生不忘”“愿我们的爱情像山一样高水一样长”“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追随你哪怕天涯海角”……把个桂玲听得一头雾水，但她没动声色，而是巧妙地应对、周旋，有这么几次下来——她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她就完全掌握了事情的真相：有一个女人顶着她的名义在同她的丈夫通那种信。她问他，他承认了。开始桂玲是打定了主意要原谅他的，男人有几个不花的，尤其是有魅力的男人？别人只是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罢了。最终使桂玲决绝的，是他的态度。她问那女人是谁，他抵死不说，于是她的心凉了，知道他们是真的了。凉透了的心里，能剩下的只有仇恨，她当即提出了离婚，而后，直接找到团政委做了汇报。军队，特别是中国军队，在男女之事的要求、防范上相当严格，不严格也不行，你想啊，把成千成万体魄强健的青年男子圈在一起，一圈至少三年，这方面再不把得严点儿，有点苗头就能燃成熊熊大火，有点漏洞就能酿成洪水决堤般的灭顶之灾，所以，除了不间断的思想教育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之外，在处理上，也有着相应的严厉措施。事实上，具体实施起来，绝大部分的各级军官是相当实事求是的，有时甚至是心慈手软的，都是人，都知晓个中滋味，但，即使是那些属于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过失，也得有前提，两条：一、没有给部队造成影响；二、没有人告你。只要具备了其中一条，部队就不能不做处理。政委找副连长谈话，不谈他也清楚，处分，或者转业，否则，桂玲那里肯定通不过。他拒绝了处分。是处分就要公布，同时必须公布的，是处分的理由，他不想让他的战友他的部下知道这理由，不想让他们失望：噢，你整天教育连队怎样怎样，自己原来却是这样，当面人背后鬼啊——只有他知道他不是，教育连队时，他是真诚的，即使到此刻，他都真诚，可他怎么能跟他们解释清楚？只好走，离开，远远地。政委不想让他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军事干部，其时，任命他为连长的命令都报上来了。当然，出了这事，任命就得缓两年了，但是，要是走了，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政委没能说服他，年轻军官的自尊心太强，强到了脆弱。他说，丢不起这个人啊，走吧。只是，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打转业报告，再由领导批准？政委同意了。他哭了，又说，我辜负了部队的培养领导的信任，给领导添了麻烦给部队抹了黑，按说，没有资格提什么要求，可是，政委，如果可能，这事儿，请替我保密。政委没有说话。他也就知趣地闭了嘴。事后，几年之后，他才知道政委果然为他保了密，对谁都没有说，对其搭档、团长都没有说，让这事烂在了自己的肚子里。那位政委当到师政委后退休了，退休之后合家搬进了一座滨海小城的干休所里。相互联系上了后，副连长年年都要专程去探望他，依然称呼他，政委。
桂玲是在离婚后知道了小梅的，知道是小梅后她大为震惊，深受刺激。原以为那人至少应该是城里人。桂玲的户口在农村，是当地联中的语文老师，虽是同在农村，论起地位、身份来，却是几倍于小梅之上的。所以以她有限的人生经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的丈夫怎么能弃高求低，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私通，乃至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最终桂玲把心中的千般揣测万般疑惑化成了一个字：贱。
小梅慢慢地跟我说了她与副连长分别再见时的情景。
“……那天我去县里给百祥的娘抓药，老太太有个心口疼的老毛病，搭的是人家的一辆拖拉机。不过三十多里的路，早晨出发，头半晌才到，路不好，车也破，那一路上把我颠的，全身骨头都散了架子，身上撞得哪哪儿是青，腮帮子都没脱得了，拐弯时一个没抓稳，撞在了车头的后玻璃窗上。赶到下车，整就是像给人打了一顿。立夏了，穿的衣裳单，上身还是短袖。我不在乎，县城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从药铺抓药出来，遇上一个人向里面走，我没朝他看，低着头快走，说是不在乎，能真不在乎？一个女人，鼻青脸肿胳膊上也是，让人怎么想？不知是哪根神经作怪，我觉着那人在看我，就抬起了头来，天，是他！又不是他。模样没变，可眼前的这个人分明不是当初来我家时的那个人了。还是穿着军装，可肩上、领子的肩章领花没了，只剩下几块颜色深一点的印子，光秃秃的。……韩琳护士，到现在我都觉着，世界上没有什么衣裳比军装更精神、更好看的了，可是，也没有什么衣裳比拿掉了肩章领花的军装更灰头土脸的了。想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我，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比他还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头一个念头是，他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不知愣了多一会儿，他先开了口，问：百祥打你了？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愣愣地反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他看着我的脸：都青了。我下意识顺着摸了一把，不由疼得吸了口气。他又说了，有点着急的样子：我去找百祥谈，咱们俩这事，不怪你。——这时我才突然反应过来的，出事了！
“那天中午，我们俩在街边一家卖面的馆子里，一人要了碗面，凑合了一顿。一碗面我都没有吃完，光顾哭了，为他。我想没有谁能比我更能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了，我也当过兵啊！……你是没见他从前的样子，笔直的身板，笔挺的军装，一杠三星的肩牌金光闪闪，上我们村时，男女老少都算上，没个不回头看的——是我毁了他！他直个劲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想太多；又说百祥不知道他就放心了，但愿我这边不要再出事了。别看我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可是一点都不糊涂，我说，你什么意思？他看着我，说：跟百祥好好过。我说：要是我说我想跟你过呢？他摇头：不行，那样太对不起百祥。我说：你就不怕对不起我？！他这才不做声了，半天，说：小梅，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连个工作都还没有。当时他正在等待安置办的消息，一直住在县城他一个战友家里，不愿回家住。就有这样一种男人，要么衣锦还乡，要么宁肯死在外面，也不愿让家里人知道。我说，我又不是冲着你的工作。他一口咬定不行，最后了，被逼不过了，才说了实话，他说，我现在没有心思。说完还怕我不明白似的，说，提不起情绪，对不起。”
说到这时小梅痛哭，我懂得她心理：她在他那里，不过尔尔。女人对男人的这类失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身：摆不清或死不肯正视自己在对方那里应有的位置。在男人那里，如果说事业是他的“锦”，女人只是这锦上的花，事业是“皮”，女人便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我不能这样说，不能火上浇油，现在小梅需要的是安慰。我安慰小梅：
“有的男人事业失败时才会想到女人的慰藉，有的正好相反，事业失败时不谈爱情，比如他。两者相比，后者好，起码是有责任心的吧——自己还没有着落呢，就不能再拖上一个垫背的。”
这一类的话我能做到张口就来，都不用过脑子。如果事情完全相反，我就能找出完全相反的说辞。不是没有是非，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是非观：万事万物人为本，是非标准也得依据人的需要变化，比如此刻，我在安慰人，那么把人安慰了就是最大的“是”，否则，便为“非”。小梅静听我的安慰，神情专注，就像从前听我给她讲数学，给她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这番似是而非的话会对她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以致直接影响了她对日后生活的选择。
小面馆一别之后，副连长再没有跟小梅有过任何方式的联系，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人的果断性格。小梅还得从百祥的口中，捕捉着有关他的零星信息：分配工作了……辞了工作了……去了省城了……收到我的信时小梅正在极度痛苦之中。痛苦而不能展示，每天面对着百祥和他的娘，痛苦着还得快乐着，这就生成了新一种的更深层次的痛苦。以前的痛苦仅仅是与相爱的人不能聚首，那痛苦单纯且伴有欢乐，思念的欢乐，遐想的欢乐，回味咀嚼的欢乐，同悲共喜的欢乐；现在呢，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好比感冒引起了肺炎或肾炎，继发病通常要比原发病严重得多。百祥那边也不让小梅安生。不知是有了感觉还是怕节外生枝或日久生情，尽管小梅怀孕未果，百祥也绝口不再提让小梅和副连长配对儿的事。只是加紧了自身的治疗——也是手中有了些钱了——而这些治疗都是要求配偶给予配合的。百祥便要小梅配合。这种无以拒绝的合理骚扰真真让小梅腻歪透了，可她无法也无处逃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信从天而降，她拿着这信仿佛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子。她把信给百祥看同时说要亲自到我家帮忙——没说三年，一步步来——百祥也是当过兵的人懂得战友情，对小梅所言也就深信不疑，心里当然不能说没有想法，但是他不敢过分违背小梅的心愿，就这样，小梅来到了我这里。
那天晚上睡前，我同小梅谈起了薪酬。
“不要！就是帮忙！”她说。
“那我心里不踏实。”
她想了想：“好吧。你们这儿都怎么给？”
“高的有一月八十的，少的四十五。”
“就四十五。”
我同意了，那时我的经济窘迫已初露端倪。
四
冉建议说：“妈妈，咱们把他送回去吧。”
“谁？”
“弟弟。”
“送回哪里？”
“医院啊。”
当时是晚饭后，我带冉去取奶，海辰在家里睡觉。这么大的婴儿，一天有一大半时间要用来睡觉。只要他睡觉，窗帘就得被拉上一半，那窗帘是墨绿色的，因而房间里有一大半时间光线昏暗，而且，桌上、床上、椅背上，到处是婴儿用品：高高矮矮的瓶子，尿布小衣服小毯子……冉不仅没有地方玩，还要不断地被大人告诫说“小点声，弟弟正睡觉！”“不要动那些奶瓶，刚消过毒的！”从海辰进家，冉的周末就没有了意思。也是从海辰进家，冉的每一次归来对我也不再是乐趣。总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大床小床桌子柜子摆上再就没有多少空间，两个大人在其间活动时不时还要摩肩接踵，何况再添一个五岁的孩子？何况“一个孩子顶得上十个大人”？冉算是听话的了，在男孩子里，算是乖巧的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干什么，就这样，不到半天工夫还是碰砸了一个奶瓶一把汤匙。桌上东西摆得如同多米诺骨牌，且大都是易碎物品。奶瓶里装的有奶，让小梅好一顿扫、擦。我没说冉，但是也没刻意掩饰内心的烦躁。奶摔了，又要重煮，而且，每天的奶有每天的定量。没有这些意外，一个婴儿的正常所需就够人烦的了。我皱着眉头，重重叹气，不看冉，只叮嘱小梅扫干净一点，别谁不小心踩上，扎了脚。婴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出点紧急情况，逼得你时而要赤足在房里奔波。小梅去卫生间涮拖把，我抱起被奶瓶落地的猝响惊醒的海辰，哄他继续睡觉，书上说婴儿的睡眠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他的大脑发育和身高，同时这时的婴儿听觉灵敏性已逐渐增强，但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全，极易受惊，我一直抱着他哄了近二十分钟，他才又渐渐睡去。待我将睡着了的海辰放在床上，才突然发现，这么长时间，屋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冉呢？
冉半趴半跪在屋角组合柜的台面上，画画，每换一支颜色笔，都小小心心，轻轻放，轻轻拿，稍微弄出了一点动静，就赶紧扭过头来向我们这边看。他画画的那个地方是这个半拉着窗帘的房间里最暗的地方，但也是屋间里唯一可以容他摆下纸和画笔的地方。至今，每想起半趴半跪在昏暗屋角里的小小的冉，我都要问自己，如果，冉也是我的亲生孩子，我会不会这样？
那天，晚饭后，我让小梅在家，我去取奶，带着冉。
外面已是春天了，遍地杨花，满天柳絮，院子里的白玉兰树也开花了，那花开得洁白高贵饱满，使原本干巴巴的枯树立时变成了美丽的年轻公主，引来不少人倚偎着它摆姿势照相。我一手拿着奶筐，一手拉冉。一俟走出那间拥塞的小屋，离开了那个须臾离不开人的婴儿，顿觉天地宽阔空气新鲜，身心轻松得如同柳絮般能漫天飞舞。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这种情绪——我说过，冉是个敏感的孩子——冉对我说了上述的那番话，那番让我把海辰送回医院里的话。即使冉不是我的亲生孩子，我也没有办法面对着这样的信任、天真无动于衷。可是，我又能说什么？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事情的本质，无法改变他和我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包括海辰，包括彭澄，都将因了彭湛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我不能不回答问题，只好利用